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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邓小平在“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政治局。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错过了林彪集团垮台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契机，加强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使全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继续滑了下去。
“十大”以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结成了“四人帮”。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仅三个多月，情况就有新的变化。
1973年9月13日，在林彪折戟沉沙两周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
随后，王洪文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见外国首脑。人们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毛泽东在会见蓬皮杜、卡翁达、尼雷尔、布托、希恩、侯赛因、西哈努克等人时，坐在毛泽东两侧的总是周恩来、王洪文。
一时，王洪文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
有位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述道：
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接班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乱和混乱。……
人们还注意到：王洪文开始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时，总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到后来就跷起二郎腿，斜倚在沙发上，有点飘飘然了。
这当然不是王洪文“失宠”的原因。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王、江、张、姚四人结“帮”。比如：江青、王洪文收到来自下面反映总参和中央领导人问题的一些信函、报告、文件，总是在他们四个之间批来批去、传来传去，而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王洪文也渐渐显露出他造反派的劣迹……
于是，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把目光移向邓小平，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了。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这时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政治局会议就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举行。
政治局委员们翘首聆听毛泽东的发言。
毛泽东缓缓地说：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要议军，还要议政”……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司令员来议，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下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我是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的，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不行。”
12月13、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又具体谈了“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要“互相介绍一下”。
接着，毛泽东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又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在12月的几次讲话中，对邓小平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提议他“当军委委员”、“当政治局委员”，“当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建国后，邓小平虽曾担任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但没在中央军委中担任实际领导工作。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意义深远。。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的。他选择了邓小平，对邓小平投了信任票。
毛泽东在12月讲话中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难得作自我批评的人。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作了一次自我批评。林彪垮台后，这次在12月会议上承认“犯了错误”，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作了自我批评。这充分显示了他知错就改、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亲笔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样，在邓小平复出后仅9个多月，毛泽东就开始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0节 “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
邓小平不愧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军师”。他迈上第二个台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高瞻远瞩的新姿，投入了一场更为复杂的政治较量。
江青是“四人帮”的实际领袖。她倚仗是毛泽东的夫人，盛气凌人，到处插手，不可一世。尤为恶劣的是，1974年一开春，她就利用毛泽东关于林彪的“尊孔反法”的讲话，炮制和下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组建“梁效”等御用写作班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江青四出活动，放火烧荒，吹“女皇”，骂“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以沉疴之躯，一方面承受着批“周公”的精神重负，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弄得心力交瘁。他终于病倒了。于1974年6月1日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从此，开始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
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已悄然崛起！
邓小平责无旁贷地分担了周恩来的重负，成了周恩来亲密的得力助手。
于是，江青等人又把邓小平视为“周恩来第二”，视为新的政敌。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由谁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外交部根据毛泽东、 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江青对此表示激烈反对。
中央政治局把情况报告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江青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毛泽东的信，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送毛泽东定稿。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10日，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身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健步走上讲台，以坚定自信、铿锵有力的语音，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