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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夜亩酝庹摺Ｕ飧龇⒀裕鹗澜绺鞴钠毡楣刈ⅲ岢∩舷炱鹆艘徽笳笕攘业恼粕７⒀砸院螅�70多位国家代表团团长在会场里排成长队，一个一个地同邓小平团长握手致贺，时间长达20多分钟。中国记者录下了这一热烈动人的场面。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活跃了。他开始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
周恩来住院以后，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时，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
一个新的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了！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与周恩来迥然不同。用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话来说：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个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怎样不顺“激流”，“筑坝”堵水的。
是年10月4日，毛泽东在长沙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就说：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亲笔把毛泽东的指示记在笔记本上：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当晚，王洪文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得发抖，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的如意算盘是让张春桥出任这一重要职务。于是，他转怒于邓小平，竭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了！
会议本来是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可是，江青却突然提出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艘万吨轮船“风庆号”。建成以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船上安装的国产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风庆号”只能跑近洋，不能跑远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号”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号”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即以《红灯指航向，踏破万层浪》为题，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欢呼“自力更生的胜利”，等等。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说：“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即批道：“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从“风庆”轮——交通部——国务院——邓小平，“四人帮”图谋顺藤摸瓜，攻击邓小平。
因此，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理他。
江青看邓小平没吭声，又咄咄逼人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气愤地回击道。
说罢，邓小平愤然退场！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因此不欢而散。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认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知道，6月20日邓小平要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于是，为了争取“主动”，赶在邓小平到长沙之前，来个“恶人先告状”，江青派出王洪文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的长沙之行，是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的。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1节 长沙决策：邓小平主政的关键
长沙，这个“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历史名城，1974年秋成了中国政坛风云际会、政要进出和决策党和国家命运的地方。
从1974年10月13日起，毛泽东就一直在长沙养病、长住。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等多种疾病，需要休养。这里有华国锋的悉心照料。他下榻在陈家山的别墅“九所”六号，一直到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住了110多天。
在此期间，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展开了以周恩来、邓小平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一方，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一方的较量和斗争。
是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最近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江青瞅准了这一时机，想当“后台老板”，野心勃勃地开始“组阁”了。她的如意算盘是，让王洪文取代年迈的朱德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取代病重的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她自己则当“吕后”，当“女皇”。她企图以此计划形成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圆“女皇”之梦。
她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刊登在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透露了江青的这一“天机”。这篇文章写道：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借古喻今，露骨得很：他们把毛泽东比作刘邦，把江青比作吕后，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比作晁错、张汤、桑弘羊，期待着“刘邦死后”，“在中央主持工作”，形成一个“领导集团”，保证“文革”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江青看来，实现这个“组阁”计划的最大障碍，一是周恩来，二是邓小平。而要扳倒这两个人，只有求助于毛泽东。于是，有了王洪文的长沙之行。
10月18日，王洪文根据江青等人的旨意，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专机飞抵长沙。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指王、江、张、姚——引者注）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听了后，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不知趣，接着又告了邓小平一状，说：“在昨天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说：“小平同志会打仗。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王洪文赴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后，于当晚飞回北京，一到钓鱼台，就跑到江青等人那里去了。
与此同时，江青又同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谈了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借题发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王、唐二人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于翌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表示说：“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已忍了他们很久。”
10月20日，外交部王海容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客人走后，王、唐二人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
随后，毛泽东讲了经反复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要王、唐回京后立即转达给周恩来、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听到王、唐二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后，极为振奋，连续十多天在医院里抱病开会，分批与政治局委员们商研四届人大的筹备与人事安排问题。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外宾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