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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阿拉伯人从西方势力那里获得了独立，但是随后他们走了一条从最初的自豪和乐观主义到今天的冷漠、玩世不恭和绝望共存的弯路。在一些国家里，王朝政府早已存在或由重要的部落家族很快建立起来。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约旦等国家的君主政体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家的君主政体最终都被世俗的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推翻了。
世俗政权许诺了一个辉煌的未来，而这一未来总是和那些提倡建立一个单一的世俗阿拉伯国家、包容一切的意识形态（如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叙利亚及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所提倡的那些）联系在一起的。但出现的却大多数是通常不愿容忍任何反对派的独裁政权——甚至在有议会传统的国家，如埃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权力的渴望左右了他们的政策——镇压、奖赏、移民和将公众愤怒转移到替罪羊身上。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俗主义破产，独裁的国家主义横行穆斯林世界。同时，这些政权几乎封锁了所有和平反抗的途径，从而迫使其批评者们选择沉默、流放或暴力敌对。伊朗1979年的革命使什叶派的一个神权政府轻易执政，这极大地鼓舞了其它地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在突如其来的石油财富中，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什叶派竞争，大力宣扬其对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解释，即瓦哈比主义。沙特政府经常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伊斯兰教圣地管理员的职责，与来自沙特王国及与其接壤的其它波斯湾国家的阿拉伯富翁一起捐钱修建清真寺和能够鼓吹并传授他们解释的伊斯兰教义的学校。
在这场关于合法性的竞争中，世俗主义政权没有别的选择可以提供。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放弃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控制来收买当地的伊斯兰主义运动。鼓励胜于满意，但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并没有得到满足，而是受到了鼓励去继续争取权力——这种倾向在埃及尤其明显。1981年，面对一场杀死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伊斯兰主义暴力运动，埃及政府不仅严厉镇压了伊斯兰好战分子，而且还折磨了那些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和作家，流放了许多人。在巴基斯坦，军事政权努力通过尽职的公共姿态和对伊斯兰主义者在教育及社会方面的影响的空前容忍来证明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教政治上的这些尝试磕磕绊绊：伊朗革命丧失了动力、威望和公共支持；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多数人对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热情极低；伊斯兰主义复兴运动在穆斯林世界获得了追随者，但除了在伊朗和苏丹外没能获得政治权力；1991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就要通过投票赢得大选时，军方夺取了他们的胜利，发动了一场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残酷内战。现在，统治者的反对者们极少——如果有的话——并且有途径参与到现行的政治体系中来。因此，对于净化社会、拒绝不受欢迎的现代化和严格坚持伊斯兰教教法等针对穆斯林的号召来说，他们是现成的听众。
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一次空前的财富洪流引导着大部分还没有现代化的石油国家走上了一条跳过几十年发展的捷径。他们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广泛地发展教育并设立了津贴社会福利计划。这些项目造成了一种广为传播的认识，即权利不连带相应的社会义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锐减，非赢利性发展项目的经济消耗和人口的增长使这些权利计划无法继续执行。由此而发生的权利削减使那些将政府的慷慨视为自己的权利的人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公众认为石油收入直接进了统治者、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帮助者的腰包，这更加煽动了那些怨恨情绪的膨胀。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本·拉登在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3）
不同于这些石油国家（或阿富汗，它真正的经济发展几乎尚未起步），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似乎已经在向现代化平稳前进。在创业精神和对免税企业广泛理解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建立起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而且前景光明。但不赢利的重工业、国有垄断行业和不透明的官僚机构慢慢窒息了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权将他们的最高优先权放在了保护精英分子对国家财富的控制上。这些国家无意鼓励那种能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的动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依靠向阿 拉伯石油国家或西方进行劳务输出来调节经济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使穆斯林社会产生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社会却没有更多合适的或稳定的工作机会——这是医治社会动乱的一个可靠处方。许多年轻人，如那些只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且人数众多的年轻人，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技术。而那些掌握了有用技术的人却生活在不能为之提供满意工作的经济停滞中。
数百万的世俗和宗教学习者都是一种通常极少（如果有的话）关注世界上其它思想、历史和文化的教育体系的产物。这种世俗教育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里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偏执。许多这样的年轻人，甚至是能出国留学的，都缺乏了解一种不同文化所需要的观念和技巧。
追求体面的生活却遭受失败、常常牺牲了巨大的家庭利益去接受教育却不能从中受益、想建立自己的家庭却受到阻碍，这一切使这样一些年轻人很容易变得激进。
本·拉登的历史机遇
大多数穆斯林更倾向于和平的包容的信仰，而不是本·拉登的暴力宗派主义。在穆斯林中，本·拉登的追随者们通常被戏称为takfiri，或“将其他穆斯林定义为异教徒的人”，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将他们不认同的人变成魔鬼，加以谋杀。在神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人性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穆斯林，像大多数其他人类一样，对大屠杀和野蛮（无论其理由是什么）都深感厌恶。
“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意识到恐怖行动的面孔不是伊斯兰教真正的面孔，”布什总统说，“伊斯兰教是在全世界给亿万人民带来安慰的信仰。它的信仰是使所有种族成为兄弟姐妹。它的信仰基于爱，而不是仇恨。”然而，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导致社会危机一触即发。本·拉登用伊斯兰教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作为其导火索。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宗教——组合成一个爆炸物。
其他极端分子也曾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但是，在对满是怨言的社会发出号召时，其他领导人和象征都不再有感染力了，而本·拉登却仍然能够得到信任。他是一个抵抗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抵抗西方和美国。他能够使他自己和他的同盟以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伊斯兰战斗——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的讨伐运动——中的胜利勇士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是他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经历。
到1998年，本·拉登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号召。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攻击美国上。他认为其他那些将目标锁定在本地统治者或以色列身上的极端分子做得远远不够，他们没有对付被他称为“蛇头”的美国。
最后，本·拉登还拥有另一优势：一个坚实的、世界范围的组织。到他1998年2月发布战争宣言时为止，本·拉登已经花了近十年时间发展这个组织。他为了发动更加野心勃勃的袭击而吸引、训练、使用新人。他通过发表讲话宣称他所领导的是一场前途光明的运动来募集新的追随者，每次都是如此。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基地组织的崛起（1）
从1979到1989，阿富汗的10年冲突给了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集会的地点和训练的场所。阿富汗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府1978年曾经上台执政，但是没能建立起持久的统治。1978年底，苏联政府派军队进入阿富汗，以确保这个国家安全地处于莫斯科的影响之下。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就是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这一运动最后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
世界各地年轻的穆斯林聚集到阿富汗，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圣战”——讨伐异教徒— —抵抗侵略者。他们大多数人来自中东，有些是沙特人，其中就有本·拉登。
1980年到达阿富汗时，本·拉登23岁。他是一位沙特建筑富商57个孩子中的第17个。本·拉登身高6英尺5英寸，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瘦瘦的，略显笨拙，但实际上他富有运动天赋，精通骑马、跑步、登山，而且还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奇兹大学学习。由于某种原因，他对宗教研究很感兴趣，从录音带上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狂热的布道中受到启发（阿卜杜拉·阿扎姆是巴勒斯坦人，库特布的弟子）。本·拉登在志愿者中十分突出，不是因为他表现出过人的宗教学识，而是因为那时他已经继承了巨大的家族财富的一部分。尽管他至少曾参加过一次真正的战斗，但他主要是以慷慨地资助反抗苏联的圣战而出名的。
本·拉登比大多数志愿者都更深刻地明白，阿富汗圣战持续时间的长短和最终的胜利要依赖于一个日益复杂的几乎是世界范围的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一个财政支持网络，它被称为“黄金链”，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的金融家们组织起来的。捐赠物通过慈善机构或其他非政府组织（NGOs）流动。本·拉登和这些“阿富汗阿拉伯人”主要依靠通过这个网络筹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