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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甚至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前考虑完全对立”。这一点，对于那些注目于他的人来说，乃是他这个人以及他令人惊讶的信仰的合乎逻辑的，或者无论如何是非常自然的体现。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2）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这一信仰提供见证，但没有哪一页（甚至整本书加起来也不行）的说服力能与那无以计数的故事和逸闻相比，它们在他弥留之际的四天里在罗马到处流传。当时，整个罗马城像往常一样，因旅客的大量涌入而震动。这些旅客都是因为他早于人们预期的逝世而来：来自所有种族、所有国家的由神学院学生、修士、修女和神父组成的团体，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出租车司机到作家和编辑，从服务生到店主，从信徒到形形色色的非信徒，都在谈论着一些故事——关于龙卡利曾经的言行，关于他在种种场合中的作为。现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被库尔特·克林格尔（Kurt Klinger）收集到一本名为“含笑的教皇”（A Pope Laughs）的书里，另一些则作为关于“仁善教皇约翰”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得到出版，它们都带有“通行”（nihil obstat）和“许可”（imprimatur）的标记。Jean Chelini； Jean XXIII； pasteur d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Paris； 1963； Augustin Pradel； Le “Bon Pape” Jean XXIII； Paris； 1963； Leone Algisi； John the Twentythird； trans。 From the Italian by P。 Ryde； London； 1963； Loris Capovilla； The Heart and Mind of John XXIII； His Secretarys Intimate Recollection； trans。 From the Italian； New York； 1964； Alden Hatch； A Man Named John； Image Books； 1965。但是，这样一种圣徒言行录，无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关注他；因为大概是为了避免“遭到攻击”，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如下主题：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的通行标准（包括教会的标准），与耶稣的教诲所包含的判断与行为准则相冲突。在20世纪中期，正是这位教皇决定按字面意义而非按象征意义，来对待他所接受的信仰教诲的每一条款。他真正渴望着“为了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他曾规训自己和自己的雄心，直到他真正变得对“这个世界的评断毫不在乎，即使是教会世界的评断”。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仍然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了呢？根本没有。”在他临终时给他的家庭立下的精神遗嘱中，他安详地写下“我确信，死亡的天使……将把我带到天堂。”他的信仰的无比坚定性，在他无辜遭到“诽谤”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只有当我们不理会这些诽谤时，他的精神高度才能被我们正确地估量。
因此，在人们交口相传的故事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最有意思、最为大胆的故事；当然，不用说，它们都无法得到证实。我记得其中一些故事，并且希望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就算它们的真实性被否定了，这些故事的发明也足以反映出这个人，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他和谈论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不会引起反感的故事，支持了《灵魂之旅》中篇幅不大的关于他平易而自然地与工人、农民相亲近的叙述。毋庸置疑，他是从底层出身，但他十一岁时离开了这一环境，被录取到贝加莫的神学院学习。（他与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他面临服兵役之时。他发现兵役非常“丑陋、污秽和可恶”：“我是否应该和魔鬼一起被罚入地狱？我知道军营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全身发抖。”）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些水管工人抵达梵蒂冈进行修理工作，这位教皇听到了其中的一位是如何以整个神圣家族之名开始咒骂别人的，于是他便走过去和蔼地问那位工人：“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merde）呢？”
我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涉及比较严肃一些的主题。在他的书中一些很少的段落里，谈到了他作为龙卡利主教时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麻烦看来始于1925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使徒访者”（Apostolic Visitor），这是一个“半地下状态”的岗位，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他从未忘记他在这里的不愉快——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Apos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露出的是如此可怜的形象——如果用耶稣和圣徒们所发出的单纯、仁慈的光来照一照他们的话”。
根据他的这本自传，他是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开始与犹太人组织进行接触的（并且，他有一次阻止了土耳其政府把数百名从欧洲纳粹占领区逃亡而来的犹太儿童重新运回德国）。他后来为此对自己进行了非常罕见的自我批评——尽管对所有的“良知测试”而言，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做。他写道：“我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多呢？为什么我不去作一些更坚决的努力，来抵制我天性中的倾向呢？是否我对舒适和安宁的追求——我认为它们与主的精神更能保持和谐——其实只是在掩饰我对拿起武器作斗争的勉强？”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只有一次允许自己发怒。在德国向俄国开战时，德国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找到他，请他利用他在罗马的影响力来让教皇宣布支持德国。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我又怎么去向数百万被杀害在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当时是在1941年，大屠杀刚刚开始。
下面几个故事触及了这些主题。据我所知，由于现存的关于约翰教皇的传记中没有一本曾提到过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因而即使它们否认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也完全不足为信。第一件事是关于他在1944年去巴黎前，拜见庇护十二世（Pius Ⅻ）时的逸闻。庇护十二世在开始接见他时，先告诉这位新任命的罗马教廷大使，他只有七分钟时间可以和他谈话。于是龙卡利就立刻提出告辞，并且说：“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六分钟也是多余的。”而第二件事则很有趣，它讲的是一位从外国来的年轻神甫在梵蒂冈非常勤快，试图在高层神职人员那里获得一个好印象以便于晋升。据说，约翰二十三世曾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不要再这么焦虑了。你应该放松些，同时相信在审判日耶稣不会过来问你：你和宗教法庭相处得怎么样？”最后一件事是一篇报道，里面说他在逝世几个月前收到了霍赫胡特（Hochhuth）的剧本《代表》（The Deputy）在《代表》（1963）这一剧本中，霍赫胡特批评庇护十二世教皇未曾采取和提倡更加勇敢的立场，来反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译注，有人问他该怎样来反驳它。而他却照着这个人的话回答说：“反驳它？你能做什么来反驳真相呢？”
以上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然而，尽管在关于他的文献中一部分文献有些奇怪的变动，但是在其中我们仍然足以发现它们。（如果“口头传统”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约翰教皇就接见过第一个犹太使团，并问候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语出《旧约·创世记》45：4。——译注而这句话是《创世记》中的约瑟，在埃及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时所说的话。现在有报道说，这句话在他当选教皇、接见红衣主教们时也被他说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可能更加似是而非，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在前一件事中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而在后一件事中也同样非常好。）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他身上具有一种彻底的独立性，它来自对世事的真正超然，来自摆脱成见和习惯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通常会带来一种近乎伏尔泰式的智慧，一种令人惊讶的扭转局面的机敏。因此，他在反对在他每天散步时关闭梵蒂冈花园（据说关闭花园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时，问道：“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同样一种机智的精神气质——法语中称之为“esprit”（灵气）——在另一个未发表过的故事中也得到了证实。当他还是法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时，在一次外交使团宴会上，有一位绅士想令他难堪，于是便在餐桌上给每个人分发一张裸体女人照片。龙卡利看了一眼这张照片，便把它交还给这位绅士，并且说：“这位是您的夫人吧，我猜。”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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