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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事件不是已经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而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不正如她所理解的那样，要远远大于“在对抗更大力量、不顾历史情境的诚实斗争中遭受的任何政治挫败”？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着所有事物，那么，唯一能用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
她过早的逝世使她无法看到她是多么正确。卢森堡去世三年后，保罗·列维（约吉谢斯之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袖）出版了她对刚发生的俄国革命的评论——那是她在1918年写下的，前面题有“only for you”——也就是说，她并不打算发表它。不无反讽的是，这本小册子如今成为她的著作中唯一仍被阅读和引用的书。下面一些著作可以在英文书中找到：《资本的积累》（London and Yale； 1951）；《回应伯恩斯坦》（1899），（Three Arrows Press，纽约，1937）；《朱尼乌斯手册》（1918），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为书名由Lanka Sama Samaja Publications of Colombo出版，Ceylon，1955，很明显是以活页形式发行，它最初在1918年由“社会主义者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在1953年，Ceylon的同一家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群众斗争、政党和贸易联盟》（1906）。对于德国和俄国的共产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因此假如列宁尖锐和激烈地回应它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但是刚好相反，列宁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的俄国古代寓言来回应：一只鹰有时候可能飞得比鸡还要低，然而一只鸡却永远不可能飞到与鹰相同的高度。罗莎·卢森堡……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于是他就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著作的完整汇编”，亦即并不从中过滤掉她的“错误言论”；同时列宁还斥责德国党内的同志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这些事发生在1922年。三年以后，列宁的继承者们决定将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因而下令“对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一次专门的批驳”。这项任务被一个叫露斯·费希尔（Ruth Fischer）的年轻党员愉快地接受了，她刚从维也纳来到德国。她告诉德国的同志说，罗莎·卢森堡及其影响“不亚于一种梅毒病菌（a syphilis bacillus）”。
革命的阴沟被翻了出来，从中冒出的是曾被卢森堡称为“另一类动物品种”的人。根本不再需要什么“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社会主义的叛徒”，就足以摧毁同龄群体的少数幸存者，并把他们精神的最后残余埋葬在遗忘中。不用说，他们再不会出版卢森堡著作的完整汇编了。二战以后，一本“有着详细评注的、强调她所犯错误”的两卷本选集出版，书中还附有一篇由弗雷德·厄斯纳（Fred Oelssner）执笔的《对卢森堡错误体系的全面剖析》，这篇文章很快就“陷入了不知所云”，因为它“过于‘斯大林主义’”了。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列宁所需要的，而卢森堡的著作再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教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方面发挥作用了。
斯大林死后，事情开始起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未在东德发生。东德的特征是，对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修正采取了一种“倍倍尔崇拜”的形式。（唯一反对这种新套话的人是穷老头赫尔曼·东克尔 ［Hermann Duncker］，他是最后一位高尚的幸存者，还能够“回想起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弗朗茨·梅林，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然而，尽管波兰人1959年出版的两卷本《卢森堡选集》“与德国那部选集有部分的重复”，但波兰人“去掉了她从列宁去世以来一直背负的恶名”，1956年以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波兰出版热潮”。人们愿意相信，对罗莎生平和事迹的姗姗来迟的承认依然可以期待，正如人们愿意期待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科学教育中，最终获得她自己的位置一样。因为内特尔先生是对的：“她的观念，属于所有严肃地传授政治观念史的地方。”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1）
论1958—1963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灵魂之旅》（Journal of a Soul，纽约，1965），这本由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撰写的精神日记（他在当选教皇之后被称做“约翰二十三世”），是一本奇特的、让人失望但又被它吸引的书。它的大部分章节都写于隐修期间，因此它由不断重复的虔诚流露和自我劝导、“对良心的测试”和对“精神进程”的注解构成。由于它只有极少的篇章涉及现实发生的事件，故而逐页读来，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如何为善和避恶的初级手册。然而，通过它自身奇特而陌生的途径，它成功地对许多人都关心的两个问题（当时是在1963年5月末到6月初，他在梵蒂冈处于弥留状态）作出了清晰的解答。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由一位罗马市的女服务工简单而明确地引发出来的。她对我说：“夫人，这位教皇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子？难道他不是必须首先被任命为主教，然后是大主教、红衣主教，直到最后才被选为教皇？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显然，对于她所提的这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人知道。”当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他并不属于候选人之一，连梵蒂冈的裁缝们都没有准备适合他穿的尺寸的衣服。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们最终被说服去相信（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他“将只是一位临时的和过渡性的教皇”，因而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他继续写道：“而如今，我在教皇这一职位上已经快四年了，在我面前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将在全世界人们眼前展现，他们都在注目和等待。”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他不是候选人之一，而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于他的当选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回顾时才会让人感到惊讶。毫无疑问，教会提倡“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已经近两千年，没有人能说出在弥漫所有世纪的幽暗中，究竟有过多少位教区神父和修士，曾像年轻的龙卡利那样说道：“这就是我的榜样——耶稣基督。”龙卡利在十八岁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去“效法仁善的耶稣”意味着将被人“视为疯子”：“他们说并相信我是个傻瓜。或许我确实是傻瓜，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样认为。这就是事情变得越发有趣的原因。”但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来，更多地关注维护自己的正统教条，而非信仰的纯正性，因而它并不会向那些真正受到召唤的人敞开神职之门并且说：“跟我来。”这并不是因为，教会真的担心那些遵循一种纯粹、本真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人，担心他们身上所包含的明显不受组织约束的因素。相反，他们考虑的仅仅是，“为了基督，与基督一起受苦和遭人轻视”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而这恰好是龙卡利满怀激情和热切渴望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的话来激励自己。他的渴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来和我一起承受那清晰的、相同的压力吧……和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一起。”在他的主教就职仪式上，他叹息道：“到现在为止我受的苦太少了。”他希望并且期待着“天主能对我进行一些特别痛苦的试验”，“带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一些巨大的苦难和疼痛”。他迎接他那痛苦的、过早到来的死，就好像那是对他的天职的确证：他必须放下一切，去经历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牺牲”。
教会之所以不愿意将高级神职交给那些其个人抱负是效法“拿撒勒的耶稣”的人，其原因并不难理解。或许曾有过一个时代，教阶制中的神职人员的想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相似，他们忧虑的是，（用路德的话来说）“上帝话语最持久的命运是，由于它，这个世界被置于混乱之中。这是因为，上帝的训导来到世上，是为了改变和复活整个尘世，使尘世之人能够触及它”。但那样的时代早就过去很久了。正如龙卡利在草稿中记下的，教会已经忘了，“变得温柔而谦卑……并不等同于变得虚弱而懒散”。而这种品质恰好是他们将会在他身上发现的：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但在人面前却决不软弱。尽管在某些教区，对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皇的敌意非常大，但对教会和神职人员来说它还是不够大，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高级人员和教会首脑，被他争取过来支持他。
从他1958年秋天就任教皇开始，不仅天主教徒，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一直注视着他。他自己列举了他受到注目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直率地接受了这项荣誉和重担”，而在此前他总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会直接使人们关注我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立即将某些观念付诸实施，这些观念虽然极其单纯，但其作用却非常深远，并能对未来充分负责”。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关于设立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教区会议（Diocesan Synod）以及修订教会法汇编这样的观念”，来到他身上时是“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考虑的”，因而甚至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前考虑完全对立”。这一点，对于那些注目于他的人来说，乃是他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