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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3）
他年轻时曾非常喜欢讲话，喜欢逗留在厨房中并讨论各种事物。后来他批评自己“天性倾向于像所罗门王那样下断语”，去教诲“汤姆、迪克和哈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并且爱管闲事，“无论是报纸上的、主教们的事情，还是每日的话题”。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和“羞辱”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这种摆脱了顾虑和担忧的彻底的自由，就是他谦卑（humility）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他能毫无保留（无论是心理或情感的保留）地说：“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在《灵魂之旅》中，我们很难在一层层的虔敬言辞（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陈腐，但对他并非如此）之下，发现那主导他生命的基本音调（chord）。我们甚至很难期待在其中看到他得自此种音调的笑的智慧。不过，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教皇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新的沉重责任，是如何在最开始时使他焦虑甚至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对自己说：“吉奥瓦尼，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肃！”此后他便睡得安稳了——这些如果不是在宣扬谦卑，那还会是什么呢？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和囚犯或“罪人”们在一起时也仍然感到快乐，更不用说和他花园里的工人、厨房里的修女（肯尼迪夫人及其女儿，以及女婿赫鲁晓夫）相处了。毋宁说，是他强大的自信使他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去。因此，他到监狱里向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说话时，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和兄弟”；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他们，他在童年时是如何偷了一个苹果而没有被抓住，以及他的一个兄弟是如何未经许可就去偷猎并被人逮住的事。当人们带他到“关押无可救药的罪犯的单人牢房”时，他“以最威严的声音命令道：‘打开门。不要将他们和我隔开。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的确，所有这些话都是牢固而经久的基督教教义，但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仅仅只是理论罢了。即使是《新事物》（Rerum Novarum）利奥十三世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了《新事物》通谕，又称“劳工通谕”。这份天主教官方文件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对多数人财产的剥夺和对财富的滥用。它一方面同情广大劳工阶层的贫困，劝诫富人阶层和国家关怀各个阶层的共同福利，另一方面反对废除私有制，反对暴力革命，认为这将危害劳工自身。《新事物》主张资方和劳方真诚合作、互补不足，并提议工人天主教徒成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译注——这一由“劳动人民的伟大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出的通谕，也没有阻止梵蒂冈教会向工人们支付饥饿工资饥饿工资（starvation wage）是指“低到让人无法生活的工资”。——译注。约翰这位新教皇可以和任何人谈话，这一让人不安的习惯几乎立即招来了对他的诽谤。按阿尔登·哈奇（Alden Hatch）的描述，他曾问过一位工人：“你的情况如何？”这位工人回答：“很糟很糟，教皇陛下。”然后他便告诉教皇他的薪水是多少，他需要养活几口人。“我们一定会为此做些事的。在你我之间，我并不是你的陛下，我是教皇。”而这句话意味着：忘掉所有的头衔，我是这里的首脑，我可以改变事情。后来，有人告知这项新的花费只能用慈善救济款来支付时，他仍然保持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就从中拿一些出来吧。因为……正义（justice）要优先于慈善（charity）。”这些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是因为它们都拒绝屈从于那种普遍的想法，即“连教皇每天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神秘和敬畏”，这种想法在约翰教皇看来明显与“耶稣的榜样”相矛盾。而的确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次引起高度争议的对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见结束时，教皇作出了一次非常符合耶稣的“榜样”的发言：“现在，既然你们允许，是该祝福你们的时候了。一些祝福根本不会伤害你们。请接受它们，如它们被赠与时那样。”
他身上这种对信仰的忠诚，从来没有被怀疑所困扰、被经历所动摇，也从来没有被狂热所歪曲——“这种狂热，即使是天真的狂热，也永远是有害的”。当这种忠诚体现在行动和活生生的言辞中时，它是极好的，而当它变成印在纸上的僵死的文字时，就有些苍白和乏力了。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附在书后的那少数文件，唯一的例外是《致“龙卡利家族”的精神遗嘱》这封信。在这份文件中，他向他的兄弟们、兄弟的孩子及外孙们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拒绝“把他们从可贵和安心的贫困”中提升出来，尽管他曾“经常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穷人帮助其他穷人”一样。他还解释了为何“任何东西——地位、金钱或好感——我从未要求过这些，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发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4）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新教《圣经》（和合本）将这个短语译为“虚心”，这里采用天主教通行本的译法。——译注。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主人公。——译注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