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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第一个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能够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同蒙泰居先生的争吵已经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定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干的一切。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对我非常好；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对我不错。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老父，并不是心里不想去看，而是我因为倒了霉，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断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对。我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对我的这个做法大加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小旅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可怜的父亲一听，心急火燎地赶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美滋滋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了。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牢牢地记在心中。
我如果抄近路的话，不必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过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假帐单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11担法国旧时的担，等于法国旧制的100斤。，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45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我把这个确凿证据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假帐单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很有分量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急切地想要用上它们。在整个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一笔。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和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要是上帝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日子，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本书，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补遗拾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在巴黎传开了。在到达时，我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讨不到个说法。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是这纯属他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忍无耻的家伙，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在想如果我喊冤叫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横下心来，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大家任凭我去吵去闹，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仍一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了气，只好不了了之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对我很冷淡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脑子里尽是地位和贵族特权，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出一个大使会亏待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信中最激烈、最严厉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甫对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格言之一的，也就是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我生性又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偏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甫，也没再去过耶酥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甫相去甚远，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甫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几次，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帐房先生。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帐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他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有关的那件争执案没被忘记。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帐，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时刻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债，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了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地身无分文，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从此以后，我再没听人提到过蒙泰居先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职业。不过，他在我的协助下，原本是可以风光漂亮地干下去的，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有能力单独闯上了这条道。
我满肚子冤屈，可就是投诉无门，这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怒的种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真正的公益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作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在摧毁一切秩序，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这愤怒的种子当时没有发芽，而是以后才萌发生长起来的。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益从未产生过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东西，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那种神圣的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以一种更加温馨的情感力量缓解并平息了我的怒火。我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个比斯开西班牙的一个省名。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而且堪为所有好人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一切才能以及一切美德，他刚刚环游了意大利，为的是培养美术鉴赏力。因为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学习的了，便想直接回国。我对他说，艺术对像他这样的天才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才气应该用来研究科学。于是，为了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我便建议他去巴黎，住上半年。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去了巴黎。我到巴黎时，他已经在那儿了，在等着我。他的住所一个人住太大，他便主动让给我一半，我同意了。我发现他处于对高深知识的一种狂热之中。没有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以神奇的速度吞噬着、消化着一切。他非常感激我向他提供了这种精神食粮，因为他因渴求知识又无所觉察而一直苦恼着。我在这颗刚毅的心灵之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感到他就是我所需要的朋友，因此我俩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兴趣并不相同，总在争论。由于双方都很固执，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意见相悖。尽管如此，我俩又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尽管争论不休，但彼此谁都不愿对方换个样儿。
伊格纳肖·艾玛努埃尔·德·阿尔蒂纳是一个只有西班牙才会造就的那种罕见的人，可西班牙没有多造就一些这样的为国增光的人。他没有他的同胞所共有的那种狂暴的民族情绪。报复的念头不能进入他的头脑，如同欲望进不了他的心灵一样。他非常自傲，不是个爱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