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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第六部分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问题。黄宗羲又提出 “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公开的抗争。黄宗羲这种鄙弃日趋僵化的“一定之说”而诉诸“殊途百虑之学”的思想见解，反映着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渴望思想学术自由、个性解放、探索真理的一种理性追求。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安富”，意欲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黄宗羲之杰出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治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