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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黎当华侨-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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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在绕行,那么,走在前面的领头人,便被推理为〃蛇头〃。20世纪30年代,尽管法国没有严格的移民管制,但是,大量前往法国的温州人和青田人,还是不得不采取曲折的前行方式:从上海出发的邮轮到了马赛港,便躲在邮轮的煤舱里,寻机非法上岸。据上海当时的报载,有些人到法国后,再潜抵葡萄牙,因为在里斯本的法国使馆,可以花一笔钱,签出法国的旅行签证,到期时再花钱去重签。这一切,都是偷渡组织者的手笔。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就追查过这类〃蛇头〃,上海警察局抓了一个叫陈鹤明的温州人,这个〃蛇头〃们的祖师爷被判了五年徒刑。    
    法国的温州社团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有了雏形,但是却没能得到相应的补充。随后来法国投奔这个社团的温州人的数量还是很小,而且,40年代,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激烈的动荡,也使这个微弱的移民流时时中断,难以为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通道被彻底地切断了。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祖国大陆的温州,和它移居法国的小小的分支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个联系的重新恢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人终于从各种途径,看到了西方世界的一角,仅仅是这一角的景观,就强烈冲击着勉强维持温饱的中国人的脑海,原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垄断了幸福的优选者,对外面的世界不经意的一瞥,却让国人痛切地感到了自己的贫穷,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个出国狂潮,人们想尽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急于跨出国门,进入另一群优选者的行列,把贫穷和落后抛在身后,投亲、出嫁、留学、打工……为数不多的几种可能性,都被无数的出国候选人彻彻底底地尝试过了。    
    当时在全国来比也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温州地区,却是最早能够看到外部世界的中国的一个角落:那些一心期盼着回一次家乡,见一面亲人甚至是安排叶落归根大事的法国华侨老人,在开放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回来了。在最初激动和感伤的泪水过后,这些华侨老人带回家乡的礼物,又让他们的亲人和亲人的村邻们眼睛发亮。散发给来宾的一条条外国名烟,送给亲朋的金戒指,还有发送给亲属的现钱,在这些老华侨来讲,只是帮助亲属添个家什购买个农具或是帮孩子上学的一点小意思,但是却足足抵得上当时温州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这些华侨老人,回乡时也免不了要去祭扫和修缮父母的坟墓,排场之大,村里如同过节。而且,在给家乡捐了一些款之后,老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会留下两个红漆大字:〃侨坟〃,表明此坟将不在被强制拆迁之列,坟里躺着的先人将不受打扰,永远在故乡的绿水青山之畔享一方风水宝地。    
    而其他的坟墓,则因为违规土葬,占地污染青山,过期不迁,就会遭到被强行铲平的命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古训,还有比这些归国的老华侨们实践得更彻底的吗?人们的眼睛发热,心潮涌动,这些华侨老人,就成了他们亲朋的眼中,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桥梁。温州地区向法国移民的又一次高峰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这个持续至今的移民潮,并非一直很流畅。最初,定居法国的温州华侨用签工作合同雇佣国内的亲属,或是办理旅行签证以及少量的家庭团聚等方式,将在温州的亲属办来法国。但是,1985年,法国驻华领事馆停止了面对中国的劳工签证,也不再给浙江籍的个人申请颁发旅行签证。不过,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阻断这个移民潮,而是使它转入了地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人移民法国的基本方式就是偷渡,蛇头这一行当从无到有,渐趋活跃,大大小小的蛇头织成了一个个网络,保证温州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法国。


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20节:战争的硝烟之后(1)

    来自中国温州地区的非法移民,也许是法国最隐秘的一群人。当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零零星星、积少成多地出现在法兰西的首都巴黎的街头时,法国人不了解他们是谁,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怎样在法国生活。当街上晃过一张中国面孔时,法国人马上就会将其归类为巴黎13区的中国城里的居民。巴黎实际上包含两个地理概念:巴黎大区和巴黎市区。巴黎大区包括巴黎市区和郊外的七个区,1000万人口,相当于全法国人口的六分之一。200多万人口的巴黎市区分为20个区,这些区没有专名,只有编号,1区,2区……直到20区。所谓的巴黎中国城,只是位于巴黎13区一角的几条街。这几条街上遍布写着中文招牌的餐馆和几家卖亚洲食品的超市。这个街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还是巴黎的一处冷清的角落,正好被市政府用来安置蜂拥而至的来自东南亚的难民。当时,从法国的前殖民地,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成千上万的难民为了逃避战乱和各类政治迫害,逃离家园,其中有十多万人来到法国。    
    他们中间,很少一些原先的富人能够将家财携带到新的定居地,绝大部分只能庆幸一命尚存。在成为被法国政府接纳的政治难民之后,他们在政府匆忙赶建的一栋栋混凝土大楼里住下来,在巴黎13区的这个角落里,慢慢开始劫后余生的新生活,主要是经营小规模的餐馆和商店。这些难民的大部分,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很多人祖籍潮州。渐渐地,这些华裔经营的餐馆店铺越来越多,华裔人士以他们特有的勤劳和精明,使得这个原先萧条冷落的街区热闹红火起来。从此,这个街区,就以它不同于古老巴黎的林立的混凝土大楼、满街的黄种人的面孔、风味独特的中国或是越南餐饮、各色各样的方块字招牌和发音奇特的语言,出现在法国人的视野里,于是这个街区就被称做中国城,这里的居民被视为中国人。今天,没有法国人不知道巴黎13区的中国城的,也没有巴黎人没到过这儿吃上一顿中餐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距13区中国城的诞生起,20多年过去了。这时,当法国人在巴黎的其他街道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中国人时,就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是要回到13区的混凝土高楼里,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中间有很多和这些混凝土大楼毫无关系,和法国人熟悉的印度支那风情毫无关系。在这些中国人来到法国的土地上之前,也根本不知道巴黎有个华裔聚集之处。这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巴黎形成群落的中国人,和13区的东南亚华裔不同,他们直接来自中国文化的腹地,来自中国大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浙江温州地区,以及同属一个方言区的紧邻的青田县。他们和来自东南亚的华裔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是以非法的方式进入法国,并非法地生存下来的。华人黑移民只存在于这个团体内,而生活在13区的东南亚华侨,则在踏上法国国土之时,就被法国政府作为政治难民合法地接受下来,他们基本上都已加入法国籍。    
    温州黑移民成功地把自己隐没在13区的华人的身影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法国社会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达上万人的非法移民群落,直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之时,才被法国移民问题的风暴卷上社会的舞台,使法国人大吃一惊。使他们没有被法国人轻易发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温州移民的先行者们,在法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圈,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加工和销售中低档皮包和替法国的批发商加工服装。一个黑移民从温州的乡村到法国后,可以完全置身于法国人的视线之外:他可以在温州人开的工场里打工,在温州人家中租房,在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吃饭,请温州的泥瓦匠来家里装修,请温州的电工来安装电器,可以找温州的巫婆神汉看相算命,去温州人开的地下理发店剃头,那里的价格不到市场价的三分之一。他还可以去温州人经营的,只有温州人出没的小赌场一博手气。    
    可以去温州人组织的,只有温州成员的基督教会堂去做弥撒:在温州社团中,有很多基督教信徒……这些黑移民,在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地翻山越岭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微缩的家园之中。但是,华人移民法国的历史,恰恰不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大举西迁的东南亚华侨,而是从这些温州黑移民的祖辈开始的。1917年,历史的因缘和偶然,居然就把中国这个偏远落后的沿海地区,和欧洲大陆生拉硬扯到一起。1917年,欧洲大陆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下。英法俄等国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德国奥匈帝国等国构成的同盟国集团正倾力血战,从战争爆发的1914年7月算起,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几年之间,双方的死亡人数达900多万。协约国一方,兵员损失以装备落后的俄国为最,伤亡总数达到1100多万,其次是法国和英国,法国的伤亡人数近850万,英国为400万,而这两个国家,各自只有5000来万的人口。    
    战争持续到1917年下半年时,它们已经是精疲力竭。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之中,在这些军阀的身后,是企图在中国扩充势力范围的西方列强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北洋政府为几派军阀把持,任总统的黎元洪和任总理的段祺瑞相互对立,都竭力打击对方,扩充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受协约国尤其是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极力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投入一个本来是远离中国的战争中,段祺瑞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参战,在日本的支持下扩张实力。他的企图,自然遭到了对立面总统黎元洪和部分军阀的反对,黎元洪于1917年5月决然免去段祺瑞总理的职务,导致段系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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