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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一下给这个谈话做了一个结束：“你是被惯坏了。”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对安娜的真实看法。是否她对她有一种真正的友爱。是否她能够公正评价她不可否认的工作能力，或是相反，为了她的利欲而蔑视她。当她们在一起时，安娜和母亲变得不可理解。她们维持着一种令人吃惊的中立关系，在她们的闲谈中显示了一个对另一个的一种可以彼此融合的感情。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要知道我在安娜身边是否幸福。不用说，我的访问频次和我对回到那油船船舷上去的缺少热情，已为她就这一我尴尬回应的话题提供了很好的信息。
从这样的访问回去，当我取道穿越园子的长长的小径进入房屋时，在昏暗中，我好像是一只凭直觉朝着光亮移动的黄萤。像所有的昆虫所做的那样，我在进去前略停一下，以便看一看什么在里边等着我。
我是被惯坏了么，像母亲宣布的那样？可能是。但是我也有一些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自己生活的演变，怀疑我已表现出的真主主宰它的能力。我，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抵抗一个有时是充满强烈诱惑、有时又巧妙独裁的体制的诱骗和压力，我现在认识到，和其他人一样，我已经被这个社会肌体的动能卷走。日积月累，在不知不觉中，我已跨越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全部阶梯。为了文凭学习，在消遣的时刻极端自由主义，在震荡的时代放纵，然后很快被一个好婚姻所拘囿，被两个结实的孩子加压，而最终，引人注目地致富。说到底，我原来是一个好学生。不愿意教训我，或是惩罚我，这个制度和安娜的房子一样，早已选择了消化我。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在艾滋病迫使下，纯粹的持久的爱情重新成了一个时髦的关注话题。依照进化逻辑和环境法则，我似乎因此注定要，到一定的期限，再一次表达这种感情。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不再有任何幻想。我坚持爱着一种类似信仰，一种有着人的面容的宗教形式。取代信仰上帝，我们信仰另一个人，不过这另一个，确切地，其存在也不比上帝更多一点真实。这另一个只不过是每个人的自我迷惑人的折射，一个旨在减缓深不见底的孤独的镜子。我们都有这个弱点，相信每一个爱情故事是惟一的，非同寻常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虚假。我们全部的心灵冲动都是类似的，可再生的，可预测的。度过了最初的激情，接着来的是漫长的惯性的日子，在无尽头的厌倦的通道上延展。这一切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空洞的心灵。它们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单单是取决于我们的荷尔蒙比率，我们的分子的脾性和我们的神经接合的速度。我必须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训练，负责剩余部分，也就是让我们相信，一个模糊不清的头脑，一个怦怦乱跳的心室和一个硬邦邦的赘物，就是不知什么圣恩还是超自然力偶然给予我们这凡俗之物的幸福的标志。爱情是我们学会去养育的矫揉造作的感情之一种，也是帮助我们在等待死亡中忍耐生活的麻醉性消遣的一部分。
我从来不和安娜谈论这类事情，也不和她的朋友们谈。任何人都不能分享或是接受同样的狭义性观点。惟一我感觉有足够的信任可以与之触及这一话题的人是玛丽。我们有几次提到了这种美化、有时甚至是伪装我们的爱情故事的倾向。就好像它们必须绝对地符合一个模式，一个解读的框架。我越是回想到这一点，就越是觉得玛丽或许是我曾经熟悉的惟一这样的女人，她毫不犹豫地直面真实的人生，并以它实在的面目对待它。我记得有时候，当我们在一起过夜时，在黑暗中，我察觉到她瞳仁里的闪光。而当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不好时，她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想事儿呢。”也正是用这同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她打量爱情。
现在，我几乎没有心思在感情方面，完全忙于准备将要开始的长期的环球旅行，它将让我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以寻找我的植物模特。在我第一次动身前的几周里，斯皮里顿坐不住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每一次都重复说这本书的前景多么让他感到兴奋，每一次还要加上说，从此以后他确信这本书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连贯的旅行路线表，以避免无益的和耗资巨大的洲际往返。
我出发的那一天，孩子们去上学甚至没有跟我说再见，也没有与我吻别，安娜只是用手跟我简单地招呼了一下，就好像我在一小时内就会回来。尽管我有那种关于感情的冷漠机制的理论，这样的行为还是让我感到寒心。
就这样开始了自己人生最神秘也最奇特的阶段。直到今天，我还是很难谈论它，很难描述这种几乎不间断的眼花缭乱的进程，从一个落脚点到另一个，从一种树到另一种树，它改变了我的观点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几乎没有行囊的旅行者，抛弃了思想的流浪人，摆脱了全部责任，没有任何牵挂，像是轻歌剧里的植物学家，精神放松、轻盈，我精心地审视植物界无边无际的美。
我经历过极端的酷热，顶着强风奔走，穿行于猛烈的暴风雨，在激流似的雨中前进，只是为了见到一棵树，独一无二的一棵，并给它拍下照片。我记得道格拉斯的松树，记得在北加利福尼亚和英属哥伦比亚的微风中摇动的百米多高的常绿巨杉，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矗立的巨人似的仙人掌王，巴哈马群岛懒散的可可树，澳门闪闪发光的棕榈树，肯尼亚大理石般的猴面包树，记得魁北克槭树和马来西亚三叶树丰茂的汁液，记得掌状叶有七个圆形裂片的槭树，奇形怪状的日本落叶松，日本雪松，三种都生长在日本，哥伦比亚高贵的咖啡树，南非坚不可摧的山榄，泰国珍贵的在市场上以金价出售的亚麻叶瑞香，台湾火红的台湾扁柏，墨西哥奥克撒卡严峻的宽叶森林，西西里三千岁的神仙栗树，罗宾汉曾出没其间的森林中众多的栎树，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巨大的桉树，还有加尔各答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花果，树干有众多的分枝，三百五十个粗的，三千个细的，而它的圆周超过了四百米。我完全被一种快乐的烦恼征服。枝干连接枝干，树种接着树种，总是有而且还继续有，一个比一个更加壮观，更加高贵。我将永远走不到尽头。我所进行的全部拍摄同时也是一次放大摄影，在其间我拍摄树皮最微小的细节。时间不再有什么意义。我的路线图和我预计的日程安排一样变得失了效。我对自己继续的这种追寻，或者是对穷尽、完美和纯粹所进行的荒诞与狂乱的寻求没有了一点主意。总是一个人，我走着。几个小时，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我见到了那我想要见到的。直到那时候，我才明白了就是为了它，我走了这么远的路。然后，找好一个拍摄角度，等着合适的光线就行了。已经习惯了接受坏天气，习惯了融入环境，对在风雨中工作我不再有任何的踌躇。在某些赤道地区的深处，我曾经遭遇但丁笔下的暴风雨，成百上千的炸雷轰鸣，震荡着地表，让人想到创世的最初瞬间。所有的这些画面，所有的这些情感在我身上积聚。在这种孤独的行走中，我也经常想起父亲的花园，想起哥哥的柯达布朗尼照相机，孩子们的气息，安娜可恶的旋涡水池，我们大得过分的房子，想起母亲寂静的工作。我也重新见到了外祖父站在山口的顶峰，惊愕于他的大山之美。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6）
我也利用等待和休息的阶段仔细地研究我已拍摄的标本的叶子。我观察它们的叶片，它们的叶脉，它们的叶柄，而且根据它们的形状给它们分类，掌状全裂的，指状的，三角全裂的，带叶鞘的，盾形的，掌状浅裂或是掌状半裂的。在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状况下，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沉入到一个越来越轻盈，越来越非真实的世界里。而这个从此之后已没有了方向、且将能够持续整个一生的旅行，在科伦坡附近突然停止了。一个傍晚，我的身体和精神联手把我放倒在地，那时我刚刚拍摄了斯里兰卡山中的茶树回来。
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一座木头房子。夜来得比较早，我经常会在屋外吃晚饭，在凉台上，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光。这天晚上，一切从发抖开始。接着是发烧，恶心，肠绞痛，让我跑了十七次厕所。我觉得排泄了好几升的水，也把什么都吐出来了。激烈的交战在我的内脏进行。我的皮肤烫人，身体由于高热而发抖。为了牙齿不格格作响，我把被子的一角塞在嘴里。而很快我又得起来。于是地狱又一次重新再来。我不停地想起了某一天曾读到的有关斯里兰卡的这个句子：“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锡兰，应该是为了正当的理由旅行，否则，不管你多么强壮，你将会死在那里。”我是在进行有正当理由的旅行么？
白天，热度和消化道症状像魔法般消失，但是体力衰竭把我死死地钉在床上。而一到黑夜降临，高热又像是不可逃避的潮汐席卷而来，一切又重新开始。
在这种夜晚的瘟疫中，我已分不清我是在经受噩梦还是白日梦似的妄想的折磨。一会儿我看见所有我拍摄的树站在我的床头，用它们的落叶覆盖了我，一会儿是樊尚悄悄地进了房间，拿着他的照相机坚持要拍在被汗水湿透的被单下的我。我徒然地恳求，祈求他把我从那带走，而他只是不紧不慢地继续他的工作。
一周过去后，我已没有一丝儿的力气。旅馆老板给我送来米饭，蔬菜和一点儿鱼，我几乎根本没动。我也迷迷糊糊地记着一个当地的医生来过，给我开了一种用草和植物提取的煎剂。我整个白天睡觉，一到黄昏，就再次开始那种数千个魔鬼的舞蹈。每一夜，我蹲在一个英格兰女王的古老画像前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