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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每当情况开始变得很糟，就在不知所措之前，我把摄影背包的帆布带缠绕在手腕上，把照相机和胶片抱在胸前。我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希望以此保护它们免受某种危险，还是相反，仅以这个动作来寻求某种安慰。有时猛烈的鼻出血突然发生，而且我的牙龈也开始出血。一种无名的焦虑使我的胸膛透不过气来，我觉着一阵严寒正在慢慢地流遍我的全身。
在这个病程中，我经常不知所措，我退缩过，但我从未祈祷。甚至在我最深的恐惧和痛苦中，甚至当我看到力量从身体里溜走时。邻近的一个庙宇燃香的气味传来，直到我的床头，而这种混合了祈求的难闻的气味，甚至也增加了我的恶心。
我始终是无神论者，而宗教，不管是哪一种，对我是无可商量的概念。到处我都见到信仰的蛀虫咬啮着人类，让他们发疯，凌辱他们，贬低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动物园的动物状态。上帝的观念是人类所能够发明的最坏的东西。我认为它无益，不合时宜，徒劳，而且配不上一个直觉和进化已经使它站立起来，只不过面对空虚的恐惧，对跪下去的诱惑抵抗不了多久的物种。去发明一个主人，一个训练者，一个宗教导师，一个记账的。为了向他托付自己一辈子的利益和死亡，自己的灵魂和来世。在发烧最严重的时候，被烧香的气味刺激，那时甚至我的意识已衰弱，但我从来没有哀求任何什么人。我只是紧紧地抓住包围着我的现实，从我的相机、我的照片，尤其是我的树的陪伴中得到安慰。
一个早晨，在经历了又一次夜间的排泄之后，我反而觉得有足够的力气与这个不休止的昼夜轮回决裂，我穿上了衣服，叫人把我用出租车直接送到飞机场。
旅程显得没有尽头，好像是我们要穿越整个世界的郊区。一周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晕眩给予这濒海的旅程一种海上的和风暴中的步态。那汽车——我相信是一辆老牌的希尔曼——的地板已因为锈蚀而露底了，我能够看见路面在我脚下划过。又一次，我把我最宝贵的财产，这背包，尤其是我的树紧紧绕住，害怕看到它会从这个大张的开口滑下去而就此消失。在半途中，天下雨了，雨水开始从各个缝隙进到车里。司机继续驾驶而没有采取一点儿措施，也没有设法躲避那些鸡窝，或是正在穿越马路的动物，只是满足于拉长声地按着喇叭。最终它碾死了一条狗，几乎感觉不到撞击，但是一瞬间我看见就在我的脚下，那狗的身子从腮帮子处挂在老希尔曼车的纵梁上。我到底是还在那旅馆里，滚在我玷污了的被单里和我的噩梦的模糊状态中，还是我们静静地在阵雨中在一条死狗的陪伴下驶向科伦坡国际机场？
空中小姐刚刚把我的包塞进行李箱，而且帮助我安顿在我的座位上，我的身体就感觉到： 三周来驻扎在我肚子里的所有的魔鬼放弃了陪伴我旅行的事业。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它们撤退了，离开了我的躯体。这就好像人们从我身上卸去了一个看不见的重负。随着波音747的高度上升，我获得了一种使人安心的平和。我闭上了眼睛，没有恐惧地进入了我明白从此以后开始的恢复体力的夜晚。
安娜到布拉涅克机场来接我。看到我，她稍微往后退了一下。
“你怎么啦？”
“我生了病。”
“哪种病？”
“我不知道，拉肚子，发烧，头晕。”
“你接触过什么人吗？”
“我想是吧，我不知道了。”
“你又黄又瘦叫人害怕。你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
“你不能就这个样子回家。”
“怎么？”
“想想你要是有什么严重的和传染的病。你从哪儿来？”
“从斯里兰卡。”
“而且还是那儿。不行，我跟你保证，我得把你带到诊所去，让人们给你检查一下。你必须想想孩子们。看你，你几乎都走不动。把你的包给我。”
“不，我拿着。”
我在一个专门治疗热带病和传染病的机构里住了四天。在一生中，我不记得曾有过与这次短暂的住院情况下同样深沉和安宁的睡眠。输液，补水，还有我不明白的什么鸡尾酒疗法的功效，出院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雨过天晴，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第一次，我以快乐的心情回到自己家那座房子。在经历了我刚刚遭遇的一切之后，它已经很难再让我相信它能够随心所欲地消化我。它不再让我害怕。尽管它的空间很大，但我非常清楚，在我住的斯里兰卡旅馆的房间里，它肯定挺不过两天以上。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7）
我有六个月时间不在家，运气让我恰好在我儿子樊尚十一岁生日的前几天回来了，而他这个1987年的生日与华尔街股市的暴跌碰到了一块。各种证券在美国海外贸易的巨大赤字宣布之后，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的价值。由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安娜以一种戏剧性的紧张追随这些事件。后来我知道她拥有一种有价证券，直接受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对这种股市的大振荡无动于衷，我倒是感到了一种性质更加隐秘的震动的影响： 樊尚几乎已经是一个青年，而除了他的最初几年，我真的几乎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地球上全部的悔恨也于此无法有任何改变。
樊尚还保留着童年温柔的面部轮廓，但是却已经有了她母亲特有的信念和决断。或许在他的朋友中会有那么一个大卫·罗沙，一个足够活泼机灵的毛头小子教给他，远比我所能够知道的更多的，总之相当粗鲁的男性的奥秘。
从我回来以后，我注意到我女儿玛丽显得相当冷淡。她很少和我说话。而当我读书时，她有时会来和我在一起，坐在旁边的一个扶手椅上，凝视着我却什么也不说。这种坚定的、探索的目光——在它之中我猜到一种无言的谴责，让我非常不自在，以至于有时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房间。
在我的实验室里，我开始冲洗胶卷，把最初的底片印出一些黑白照片。它们的精确度如此之高，树干的纹理似乎就像是在现实中。在我的树身边度过我的白天，我从来不说话，也见不到任何人。我觉得有一层玻璃永久地隔开了我和我的亲人。当我想要与安娜取得一种更加彼此信任的关系，把我的一些照片给她看时，她漫不经心地浏览一遍，对我说：“你真走运，能够如此轻松地维持了你的生活。”在她的嗓音中有一层苦涩，言下之意是，对于她，成功必须来自永恒的挣扎，为了幸免于难，每一刻都要拼搏。她让我隐约看到，市场的丛林是远不同于非洲追猎般的植物摄影的另一种灾难。那些捕食者窥伺着她的任何一点细微的疏忽，以便扑向她，攫取她的产品。我只得多情地笑着问自己，哪家毫无趣味的企业能在这一点上比得上说不清颜色而面目丑陋的水力按摩池呢。
“我累了，你知道。厌倦了这一切。”
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安娜吐露这样的事实。在“这一切”中，包括了她付出了时间，付出她的大部分青春和精力的家庭企业，她已使之现代化，现在用它养活着上百个员工，而它惟一的也是令人失望的使命就是出售能够汩汩流水的浴缸给那些已有自来水的人们。
“一切都很糟。我将不得不裁人了。”
疲惫和投降的阴影模糊了安娜的目光。她的声音，此前一直是充满权威的，这一次显得飘忽，没有保证，在找寻合适的语调。
“这真的是危机。而且我们是最先被波及的。”
“怎么回事？”
“股市崩溃了，一大批人损失惨重。而这些人，他们就是我们的潜在顾客，是他们维持奢侈品和消遣工业的运转。我们就是在这两类产业的中间。结果就是： 自从暴跌以来，订单已锐减了65％。”
“你要辞退多少人呢？”
“三分之一的雇员，作为开始。差不多在各个部门。”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从我的版税里拿你需要的钱吧。”
“谢谢你，可是这没有用。或许可以推迟限期，但问题在两三个月内还是会重新提出来。这不是跨过去一个险沟的问题。这个危机才在高峰，我们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忍受它。”
“你和父亲说过所有这些了么？他也许能够帮助你。”
“我父亲，帮助我？自从他离开阿托尔，信不信吧，他就再也没来过。他把时间用来在他的报纸上污染世界和跟踪侦察我母亲。”
“侦察你母亲？”
“他确信她有个男朋友，确信她与某个人有关系。他变得叫人受不了。”
“在辞退员工之前，你还是应该和他讨论一下。或许他会有解决办法。”
“但是不幸，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这你明白吗？这不是竞争、现代化或是生产能力的问题。不再有订单，没有了买主，这就是全部。在这种危机时期，人们惦记的只能是水力按摩池以外的东西。我对一个人去打拼感到厌倦了。除了股金持有者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