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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等等，而是孤独。
从北坳顶至5、6号营地的运输任务。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让人发疯，李致新说：“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回到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等候他的宋志义，李致新的泪水顿时“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个人，”他觉得那么委屈。
在整个登山活动中，李致新一共有四次孤独行军，每一次，都要落一次泪，但后来，他发现，这四次行军带给他的磨练受用一生。
4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从北坳顶攀到6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天。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7）
王勇峰在南侧学到了一个登山信条
就在北侧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
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6200米的孔布冰川冰爆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有的宽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
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三十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
4月6日，三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1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三个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拣回性命。
次日，1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
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3号营地约二百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方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根长绳下去把他拉了上来。
4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捱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
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坳，在海拔8050米处建起4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
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另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王勇峰认识了一个登山的准则：生死只是分秒之间。
第一次往8000米高度运输的时候，王勇峰背了一罐氧气，走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营地了，报话机里，南侧队队长王振华关切地询问第一次上8000米的王勇峰：“情况怎么样？”
报话机里一通喘息声：“到了，到了……哎哟……哎哟……”
大本营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8000米的高度，高空风、缺氧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很让人担心。
大本营使劲呼叫起来，王勇峰的声音终于传来了：“我背上来的氧气瓶掉下山了。”
原来，眼看到营地了，他要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上的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如同炮弹一样从头顶上飞了出去。
望着氧气瓶冲下山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王勇峰半天缓不过神。这要是人滑坠了，不就跟这氧气瓶一样吗？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就是这么一恍惚呀。
后来，当了教练之后，他总要和登山爱好者们讲这段经历，他说，山上没有小事情，在生活中，忽略细节只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总有办法补救，但在山里就不同了，无论这个问题大小，都会危及生命的。
北侧突顶名单是在汽车里定下来的，每个人的名字斟酌再三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奔大本营而来的41名队员。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家。
山上的一个月让李致新瘦了好几斤，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体力。大本营的饭菜每天都在换花样，炒鸡蛋、蒸鸡蛋羹、炖肉、蒸包子，还出现了李致新最爱吃的大葱大蒜。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足球赛在这里举行。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好像谁回忆这段时光都和吃和玩儿有关，大本营似乎沉浸在一个欢乐的节日里。但实际上，表面的欢乐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焦虑。
第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之列？
这是1988年6月3日，七家媒体的记者联合写下了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在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想，那就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
北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14个中方队员中12个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这显然是给了指挥部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后一次拍板会改在了吉普车里。在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的登山日记里，这一天的内容记了6页。
参加这次拍板会的人员有四个人：中方队长曾曙生、副总队长许竞、中方攀登队长宋志义、随队高山医学病专家李舒平。李大夫带上吉普车的还有一摞身体测试的结果。
开“汽车会议”的时候，队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决定会让几个指挥者那样的痛苦和谨慎。
每个队员的身体检测结果是确定突顶队员的基本依据。所以，最先发言的是李舒平大夫。有5个人被他列入了特殊名单：扎西次仁，第一次上山，在海拔7000米咳血5天，血色鲜红，有肺里出血的可能；多布吉，基本情况正常，但动脉血含氧量最低，74％，有脸肿、呕吐的现象；嘎亚，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动脉血含氧量也很低；加措，左侧膝关节负伤，有压痛感；李致新，综合检查还可以，左脚大拇指冻伤，负重挤压会加重伤情，近期上山有困难。
李大夫提供了一个队员实力参考名单，第一组：次仁多吉，罗则；第二组：齐米、开尊、加拉、达琼、孙维琦、李致新、嘎亚；第三组，扎西次仁、多布吉。
攀登队长宋志义发言了，所有队员的表现都装在他心里。他提出了突击队成员名单：第一突击队：跨越队员，次仁多吉，支援队员，李致新；第二突击队：跨越队员，达琼，支援队员，罗则。加拉、加措、开尊、齐米、嘎亚为预备队员。
对于李致新，宋志义说：“他的体测情况和我在山上观察的差不多，到了7028米之后，再看看他的脚的情况，不行，就换罗则。”
“汽车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确定4个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到了7028米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调整。
当天下午，曾曙生向北京做了汇报。
李致新，你是要脚指头还是要登顶？
4月29日上午，所有的中方队员被召集到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中，屏息着，倾听对讲机里来自大本营的声音。
果然，中方北侧的头号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任第一跨越的重任。从海拔7028米到8300米运输时，这位以六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的登山家镇住了三国队员。他在掌声中站了起来，挥了挥拳头。
接下来，曾曙生宣布了第一组的支援队员，他就是李致新。这三个字叫出来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默。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曾曙生在问，声音低沉而严峻。
这也是大家沉默的一个原因。前两次行军中，李致新的左脚拇指冻伤感染了，医生诊断，再次行军就有坏死切除的可能，并有可能影响其他的脚指。
“我要登顶！”李致新声音不高。
这个问题，曾曙生已经是第二次问了，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有一天，李致新正和队友们打着扑克，在一旁看了他很久的曾曙生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你的脚指头？”李致新头也没抬，把手里的扑克用力摔了出去：“当然是要登顶。”
这个时候，曾曙生再次问了这个问题。
“李致新，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时，走不动了怎么办？”曾曙生又在清清楚楚地叫着李致新的名字。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这一次，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
曾曙生不间断地继续念下去：“突击顶峰的第二组人员是达琼、罗则。”所有名单中，排在第一的都是跨越队员，第二个是支援队员。话音未落，小加措哭了：“为什么不让我上？到了8200米我就不下来了，死也要上去！”
许多队员的眼圈都红了，小加措的父亲参加过1958年的珠峰侦察，出发前，父亲一再嘱咐他要完成任务。
“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就一次，希望第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下撤，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的声音也哽咽了。去年集训临行前，他父亲病逝，母亲对他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呀！”
走之前，大齐米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
“可是，如果我不能参加登顶，我母亲问我：‘齐米，登顶的时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