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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他知道了幸福是个啥滋味儿，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儿。学校一看他跑得不错，就让他参加校队训练，可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王勇峰就没戏了。
就这样在愉快的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对于王勇峰来说当然是个奇迹。他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左右，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他乐坏了。但分数上了重点线带来的惟一遗憾是只有放弃军官梦了。
王勇峰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错阳差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王勇峰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就是总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怀的感觉令人一辈子难忘。
1982年，武汉地质学院的操场上，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
那年学校运动会，1500米的秩序册上同时出现了他们的名字。王勇峰已经是校队的长跑队员了。跑到最后一圈时，李致新差点超了他，王勇峰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一。李致新记住了王勇峰的样子是因为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当时想，这人人缘还不错。下了场，王勇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就算是认识了。
比李致新高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已经是学校一个人物了，进校参加新生运动会时，他跑了一个5000米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外转悠，后来，老师问他，想练练吗？他说想，老师说，那先跟着练吧。
王勇峰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他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他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超过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的1993年登珠峰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把他收进了校队，从长跑中，王勇峰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因为这种成就感，他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一个月后，他当了班长，全心全意地当班长，像他练长跑一样不遗余力。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他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他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了热心、厚道，这个班长的运动衣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校田径队的王勇峰每次训练后回宿舍都很夸张地把湿透的运动服往墙角一扔，他觉得特潇洒，同学们也很欣赏这个时刻，因为，如果是在夏天，你会听到蚊子们“嗡”地一声追随那些衣服而去，武汉的夏天，蚊子多恐怖呀，可班长怪味冲天的运动服就能有这样的引敌功效。
可也别以为王勇峰班长总是这样不修边幅，若是见他整整齐齐、刮干净了胡子打扮起来了，那准是学校晚上放电影。王勇峰没穿过什么好衣服，上了大学，家里才不让他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大学一年级他才拥有第一身蓝涤卡制服，大三才有了第一身西服，那是他和李致新在校园里卖磁带挣的。一旦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会把蓝涤卡和他爹送他的一件将军呢大衣穿出来，看来，上大学时，看电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
都是好学生的李致新和王勇峰成为了朋友，从那以后，是一座座雪山不停地加固着他们的友谊，就像这个时刻，李致新在北侧艰难地闯着风雪，王勇峰在南侧也艰难地闯着风雪。
上到了海拔7000米之后，由于中间没有障碍，南侧和北侧队员的报话机可以通话了，王勇峰和李致新居然也对上了话。
王勇峰最关心的是李致新在北侧吃什么。南侧由于进山的路途非常遥远，登山队带进山的食品沿途坏了很多，所以，给养一直处于困乏状态，到后期，只有突顶队员每天才有两包榨菜，其他支援队员经常是白米饭。
北侧的食谱要显得丰富得多，炸酱面、葱花饼，听得王勇峰快流口水了。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6）
李致新独自一人上到了6号营地，见到等候他的宋志义，眼泪掉了下来
3月21日开始，大本营的风势开始减弱了。人们甚至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了。中国队的于良璞悠然地说：“在大本营旁边的绒布河里有小鱼，4月底去钓鱼吧！”说得每个人心里痒痒的，也仿佛春天真的来了，的确，在大本营，白天可以脱下羽绒服了。
可这个时候，在山上修路的队员们是丝毫也看不到春天的希望的。他们在大风和冰壁面前寸步难行。
北坳冰墙，打通北坳最大的险关之一。它是立在海拔6600—7028米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坡度平均50度，最陡处达80度，戴上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一片，令人头晕目眩。修通前往7028米北坳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登山开始。
中方队员次仁多吉、日方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巴克等强手组成了结组，把保护绳一直架到了6800米。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建立好了。这一天，难得的新月升空，群山安静地泛着银色的光芒。
但紧接着向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运输物资时，三国队员又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北坳是位于珠峰和章子峰之间的一个鞍部（山坳），正是一个大风口，狂风不断咆哮，不时有人败退下来。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被风吹了起来，日本电视队的帐篷也被吹倒了。宿营帐篷里点不着煤气炉，很多队员连茶也喝不上了，只能蹲在帐篷里。
3月26日开始，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开始往4号营地运输，按照三国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负重20公斤。但他们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至于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器械，背运到北坳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五名队员已因病下撤。
4月1日，4．4吨的物资已经有1．8吨运到了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北侧队以达到海拔8300米的6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
这天，南侧队经过长达九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东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
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五个高山营地，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没想到大风口的狂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
4月3日，天气终于晴朗了。三国先头部队再次出发，他们在冰坡上每隔50米打一个冰锥，拉上绳索。但随着他们的攀升，风也很快跟来了，每秒40米的大风甚至干扰了他们和前进营地的通话，对讲机里全是啪啦啪啦的声音。在海拔7500米的高度，山田升一字一喘，断断续续地说：“是的，我们正紧紧抓住绳子，否则就会被大风吹跑。”
山田升已经是第19次在喜马拉雅山攀登了，其中还有两次登顶珠穆朗玛，有10次8000米经验的山田升也说：“这样的大风还是第一次碰上。”
4月6日，山上的攀登队长和所有队员都集中在4号营地。
而大本营也为5号营地的进展召开了一个气氛紧张的队长会。
日方的桥本队长汇报了在4号营地召开的攀登队长会议的情况，中心话题是：“风力太强，不能硬干。7日向现在的最高到达点运送物资，8日再向上进一步修路。”
中方队长曾曙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和山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登山拥有的不仅是登山的经验，还有对他的队员的了解。他说：“按这样的安排，不去继续修路，会挫伤士气。明天，请让三名中国队员早晨7点出发，去完成通往5号营地的修路工作。”
桥本队长不说话了，这不是彻底否定了攀登队长的会议了吗？后来，在桥本队长的回忆中，曾曙生的发言在当时是被他看做挑战的，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让中国队员做给你们看看，当时的桥本认为，这不是三国友好登山，而成了竞争登山了。
曾曙生没有理会桥本的沉默，他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不是竞争，既然是一个团体，就不要考虑谁在前谁在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代表三国队员。
大本营和4号营地的无线电通话成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吵。最后达成妥协方案：最好让最有能力的队员去执行下一步的修路任务。
第二天清晨，中国队的次仁多吉从北坳顶出发了，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终于突破了东北山脊的强风地带。
次仁多吉，被人称为是一个“钢铸铁打的汉子”。28天之后，也是他，第一个登上了顶峰，为了完成会师的任务，在山顶，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在不吸氧气的情况下，停留了99分钟。
从7日到9日，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上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十几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