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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前，大齐米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
“可是，如果我不能参加登顶，我母亲问我：‘齐米，登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被称为世界上真正一流的硬汉。风吹雪打，可以冻伤他们体肤，可以吹裂他们的嘴唇，但他们不曾为此说过一句委屈，而现在，为了那登顶的宿愿，他们像孩子般的哭了。”这是当年的通讯《伟大的跨越》中的一段真实的描述。
坐在一旁的李致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突顶原来是如此残酷的事情，1985年，攀登纳木那尼的时候，他曾经经历过这种残酷。
那次攀登实际上是李致新和王勇峰在登山生涯中一次最严峻的入门课，那一次，他们懂得了在登山中，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说，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牺牲的精神。当时谁也没有理解这话的含义。
突击顶峰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李致新当时的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问题了。大家兴奋地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传来了命令：李致新，立即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李致新一下子蒙了，他说，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从喀什坐了十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硬是拉着稀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要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李致新心里大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得病的日本队员当时已经昏迷了，对待高山病，最好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迅速下撤，自然给氧。
于是，突击队员往上走，李致新和其他三个人开始把日本队员往睡袋里塞，人还没捆好呢，顶峰上的队员已经发出欢呼，在顶峰展队旗了。
把人装进睡袋之后，外面再罩上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这样，往下拖的时候，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也不会因为时间长了睡袋被雪浸湿。
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候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事情：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的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李致新每次回忆起纳木那尼都要说的一段话，那一次，他认识到了登山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就是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大本营对他们这些放弃登顶队员的评价：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可现在，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面前，在人类现代登山史上最伟大的计划面前，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这毕竟不同于1985年的纳木那尼，这里没有伤员，这里没有意外，这里的12名队员都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
在他看来，所有有实力的人都会被编进突击队，只是早登顶晚登顶而已，没有想到，突击队员是这么的少，而他，是突顶队员中惟一的一名汉族队员。
在这个残酷的时刻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坐在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办公室里的李致新也要承认，当时确定突顶队员名单的那个场面确实是给他上了一课。
“那么多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就是代表小加措、大齐米他们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曾曙生嘱咐着四个入围的突顶队员。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8）
在海拔5150米的大本营，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了一个小手术
“汽车会议”之后，虽然突击队员的名单要等29日队伍上到6500米的突击营地之后才宣布，但大本营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登顶展开了。首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前两次的行军情况进行装备调整，登顶队员们的风镜全部换成了带电阻丝的大风镜，据说，雪打上去可以迅速化开消散，同时，每个人的照相器材也配备了起来。
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军呢？”“不会影响。”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
下午3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整个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月4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