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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多具学者身份，他们自然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大费口舌。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讲究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在《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一文中所说的：
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
显然，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渗入。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答张护兰》一文中说道：
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容易得到认同，因而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主流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在《三答钱玄同》一文中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20世纪之初一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内容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就是少数几部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是红学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的重要文化基础。
尽管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观点颇有差异，但他们的不少看法还是基本接近的，即多从白话语言的使用方面对《红楼梦》给予肯定，对其思想内容也有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小说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皆对《红楼梦》给予特别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红楼梦》在知识阶层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后有众多学者涉足《红楼梦》、推动红学成为显学，也不是没有因由的。不过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多为即兴之言，还缺少严谨的论证和足够的学术性，真正能代表当时研究水准的是吴宓、佩之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还与那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出版商积极配合，进行古代小说的普及宣传工作，以巩固扩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比如亚东图书馆1920年起陆续推出的系列校点本小说，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为这些小说写序。尽管其中有些文章学术性不强，但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新红学的创建奠定了一种良好的话语氛围，起到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新红学的建立与随后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学术界对整理国故及胡适的突然转向还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信息。如果说当初大家还处于喊口号、设计蓝图阶段的话，整理国故则是将各种口号变为现实。整理国故与当初的文学革命看似反差极大，有开倒车之嫌，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实绩，选择古代小说为突破点自然也非偶然，而是胡适有意采用的一个文化策略，目的在扩大学术研究的范围，将以前为学者所歧视或忽视的民间文学纳入学术殿堂，应该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思路的延续和深化。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研究从此像经史一样成为专学，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和特色。
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破天荒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小说课教员。以北京大学在当时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它无疑意味着小说研究的被认可，得到了学术制度上的保证，此举既为研究者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又保证了学术薪火的延续，这是古代小说研究正式步入学术殿堂的开始。随后，不少大学纷纷效仿，由此形成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人员大多集中在各个高校，研究成果也多为讲义或讲义的延伸之作。《红楼梦》研究由此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走上大学讲堂。
先驱者的首倡示范、学术制度的可靠保障、媒体的宣传造势、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使以小说、戏曲研究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成为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学界的积极回应。时代文化思潮将古代小说研究推向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学术时尚，真正有系统、成规模、包括红学在内的小说研究从此开始。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后来大多从事其他职业或进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除胡适之外，对小说研究已不再关注，但他们的提倡得到了年轻一代的积极回应，不少年轻学人如郑振铎、阿英、俞平伯、孙楷第等从此陆续参与进来，将通俗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从事的职业，成为正式进行古代小说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红楼梦》研究能得到学界如此热切的关注，并成为一门专学，无疑也是得益于这种有利的学术氛围。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胡适比王国维幸运
在新红学的创建过程中，胡适的贡献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其首倡开拓之功在红学史乃至现代学术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其贡献不仅表现在具体学术观点的创新，更表现在对研究范式的确立及研究风气的提倡上。尽管胡适有关红学的一些学术观点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或有问题的，但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却得到了延续和继承。
建国之初，曾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旨在清除胡适影响的政治运动，但结果证明是失败的，因为胡适的一些具体学术观点可以被批判，但其基本方法和思路却是无法消除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经常被研究者甚至是批评者不知不觉间采用，结果就出现了立足胡适批胡适的奇特现象。文革之后，胡适研究很快成为学术热点，其在红学史的地位也再次得到确认。
可见，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历史只可遮蔽一时，但不能被永远掩盖。对此，胡适本人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这样说道：
在许多方面，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项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
胡适研究《红楼梦》并非即兴之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这与王国维当初撰写《红楼梦评论》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尽管也有学术自觉的成分在，但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他的研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当时还不存在从学术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文化氛围，因而《红楼梦评论》发表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正面积极的回应，在学界产生的影响也有限。
而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已在十数年后，此时新文化运动已取得相当成功，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观念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其文章发表后能迅速得到学界积极的回应，一时成为学术热点。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从初稿到改定稿（1）
胡适正式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21年，此前在酝酿和发起文学革命时，对《红楼梦》也曾有涉及，不过多是和其他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等放在一起来谈的，并没有专门进行研究。不过，在只言片语的论述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认为这些小说是“活文学”、“第一流之文学”，宣称：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
他对《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总的来看，多是为张扬白话文学的泛泛之论，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为配合亚东图书馆的新标点本小说出版而撰作的，但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总的来看，有两点是很明确的：
一是要为白话小说张目，以乾嘉学派治经史的功夫研究小说，将其纳入学术殿堂，即他本人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所说的“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
一是为整理国故探索和示范一种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即他本人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所说的：
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