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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蔡元培本人在其1898年9月12日日记中的介绍，他写作《石头记索隐》的缘起和动机是：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
他也曾在1935年8月3日《追悼曾孟朴先生》中说过：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
从研究思路看，蔡元培这种“读诗逆志，寻味无穷”的索隐式研究法也并非纯粹捕风捉影之谈，而是有其深厚文化渊源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别是在诗文的研究中。这类作品的创作讲究“意内言外，寄托遥深”，因此以逆志之法探究自有其依据。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用在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学作品中，除少数一些作品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其抵牾之处便显露无疑，蔡元培未能加以灵活变通，直接应用于《红楼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牵强附会。
更为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和思路的问题。蔡元培虽然受旧学影响很深，但他与那些没有出过国门、抱残守缺的守旧派人士不同，属于得风气之先者。他曾多次到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访学，通晓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曾在莱比锡大学旁听哲学、心理学、文学、美术等课程。这种经历对其思想自会产生影响，其提倡美育代替宗教等观点皆可由此找到渊源。但是，蔡元培兴趣更多的在哲学、美学方面，在文史领域没有下更多的功夫。
再者，日常事务繁忙，即使是他十分看重的《石头记索隐》，也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因此，他未能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虽然他思想开明，支持新学，但在治学上基本上还是延续旧学的路子，重点挖掘作品中的微言大义。其思路属于“主题先行”，先是受《郎潜二笔》徐柳泉之说启发，觉得有道理，然后就像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其结论在自己看来有理有据，在别人眼里，则十分牵强。这与胡适的研究思路正好相反。胡适的思路则是《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样虽然从表面看来，都是探讨作品的意旨，都是“猜谜”，一个是猜曹家的谜，一个是猜别人的谜，但由于研究思路和采用方法的不同，可信度自然各异。
胡适对此很是自信，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明确说道：
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在经过一番论辩之后，胡适明显占据上风，这种胜利是通过读者抉择的方式取得的，尽管蔡元培并没有认输。但是大家经过比较甄别，大多站在了胡适这边。胡适创建新红学的意义因研究者论述较多，谈得比较深入，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也并非毫无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红学成为一门专学的初始阶段，他将读经解诗的传统治学方式应用于小说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可贵而且值得尊敬的尝试，毕竟各种方法尝试之后才知道哪种更为适用、有效。在证明索隐式研究已经行不通的今天，还有人利用胡适考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延续这种思路，这倒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通过与蔡元培的论战，胡适一派获得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胡适也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也正契合了红学研究这一专学的内在发展需要。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专学，其形成需要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胡适的考证之学虽然在他本人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演练和示范，但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奠定文献基础、创建专学的开创作用，后人所看重的也正是此点。
正是胡适的提倡和示范，培育形成了一种重视红学文献的学术风气，其后大量红学文献被挖掘出来，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搜得了甲戌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等重要红学文献。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红学的开创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如果没有胡适，这一过程将会延缓很多。
从索隐到考证，胡适完成了从一般文学爱好者到专业研究者的根本转变。他的这段学术历程，可以看作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更为清晰地了解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渐变过程。而胡适能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第一人，绝非偶然和运气，这是他个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个人的自觉努力与历史的内在需要、演进达到契合，相互作用，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也开风气也为先胡适的新红学之路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不可替代的重量级和领袖级人物，他整整影响了几代学人，其人其事有太多的可说之处。以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和影响，以其极为广泛的交游，以其丰富广博的著述，以及相关资料的丰厚和近年来研究者的重视，对胡适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颇受社会关注的专学，这门专学将来不管是叫胡学还是胡适学，都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不管是否喜欢胡适其人，不管对其学术成就究竟如何评价，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依然能感受到。对在诸多学术领域有着不俗建树的胡适来说，《红楼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仅仅是这一点上，胡适仍有许多可说的地方。
时势造英雄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基本没有什么人明确反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学界，功力深厚、能啃硬骨头的高手并不少，何以创建新红学的重任和荣誉会落到这位年轻人的肩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其中有多少运气的成分？相信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因为既要充分考虑胡适的个人因素，更要审视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会有事后诸葛之嫌。前文已经谈到，胡适在出国之前，其红学观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他甚至还是一位索隐派。但是几年留学美国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他不仅受到正规严格的学术训练，更受到西方文人思潮的熏陶。无论从学养还是从学术功力方面来看，他都已具备了一名优秀学者的素质。而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具备如此个人素质者并不多见，这就使他与蔡元培走上了不同的红学研究之路。
但是仅具备个人素质是远远不够的，新红学的开创还需要时代为胡适提供适合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条件。可以想象，如果《红楼梦》还是被官府查办的禁书，被斥为淫词邪说，如果整个社会还在把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新红学是无法创建的，一门不被学界和社会承认、接纳的学问注定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势造英雄，胡适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文化英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新红学何以在胡适手上诞生。
总的来看，由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尽管其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学术的实绩与特色，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
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研究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又是特定时代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文化运动的深化与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了解胡适的心路历程，必须在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来进行，不少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产生的时代摇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属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本身，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很明确：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首倡之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