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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的日后选择古代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将古代小说纳入学术殿堂，并非大胆、勇气之类所能概括。因为他明白文化潮流、趋势之所在，他的大胆、出格之举在西方不过是常态。
由于对异域文学景观的真正了解，他也不再不切实际地把小说作为救国利器、改造国民的工具，而是从语言这一最为根本的地方着手。胡适在翻译小说的过程中，也必定对中西小说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别有着深切感受，这对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活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了异域文学的参照，语言使用这一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
显然，几年留学生活对胡适的学术生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使其小说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等种种做法皆是萌芽于此。这段留学生涯所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和丰富见闻使他能够超越维新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学人，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他回国后与其他学人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注定要揭开中国学术文化史的新一页。毕竟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中国也不能例外。
由此可见，胡适开风气之先、成为新红学的开山宗师并非偶然和运气所致，自有其内在因素。否则，就难以理解，胡适在留美学习的数年间，国内比胡适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时世造英雄，此话固然不错，但在时世俱备的情况下，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文化英雄的，这正如胡适本人在《庐山游记》一文中所说的：
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
这话不是谁都可以说得出来的。明乎此，才能更确切地体认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贡献和意义。
文学观念的转变仅仅是一个前提，其作用在确认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是要使这种研究纳入现代学术谱系中，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则必须有足够的研究实绩。对胡适来说，这些条件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他都具备了。尽管这一说法有事后诸葛之嫌，但这种追述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我们在近一个世纪后更为真切的把握学术文化演进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现象解释为必然或偶然。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杜威教授的决定性影响
留美期间，在丰富的文学艺术实践之外，胡适还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两所著名的学府里受到了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哲学、英国文学、经济、政治理论，这些主修、副修课程也许与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关系并不密切，但这种文化素养和学术训练对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和影响。
在两所大学的诸多教授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用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的话说，杜威“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对自己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能向杜威请益，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其终身治学都有着深远影响，胡适本人日后也曾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对杜威的哲学并非照单接受，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体会有所选择。具体到学术研究层面来讲，实用主义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胡适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是其怀疑精神。没有经过材料和事实检验的结论和成说都是值得质疑的，其治学八字口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十分形象的说明。
一是实证思路。对文学研究来说，艺术层面的分析有很多主观性和不确定因素，最能检验真伪是非的莫过于作品的传记式研究。可见胡适后来研究古代小说，着力关注作者家世生平、版本等，并非无因。这不过是一种适合个人价值判断和治学兴趣的学术选择，倘若以此断言胡适没有审美鉴赏力、缺少学识之类，只能是不明知人论世道理的误解和歪曲，事实上一直有人在这么评价胡适，以此否定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可以说，从杜威身上，胡适得到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具有普遍适应性，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层面的东西，属于纸上谈兵，要将其应用到具体研究对象上，为国内学人所接受，还需要一个转化、变通的过程。为此，胡适从本土找到了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那就是乾嘉考据之学。他发现了两者的契合之处，并将其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针对中国文史的研究方法，他本人也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不无自得的说：
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
可以说，胡适借助实用主义哲学做了一种将乾嘉考据之学升华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工作，这套方法既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原样翻版，也不是乾嘉考据学的简单复制，它是属于胡适的。以往研究者在谈到胡适的学术研究时，往往过分强调杜威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受本土学术文化影响的一面。正如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所言：
无论胡适在小说考证中，用了多少“实验主义”，反映了多少“科学精神”，他的考据依旧只是一门“国学”，而非“西学”；是乾嘉之学在20世纪的变相复兴。
对这一方法的价值、意义及其日后被国内学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杨国荣在《胡适与实用主义》一文中有较为贴切深入的分析：
首先，通过融入朴学严于求是、注重明理等治学原则，实用主义的偏向受到了某种限制，它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有别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特征。其次，……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态度”（胡适语）一旦与朴学方法相沟通，便开始获得了某种传统的根据，从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异己之物。……最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会通，同时也使后者受到近代的洗礼，从而推进了方法论的近代化。
在学习、掌握了这套研究方法后，胡适首先将其应用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这一研究对象可以说是精心挑选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者，它给予通俗文学以主流的学术地位，可以体现一种全新的学术文化观；二者，它可以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形象具体的范例。
就红学史而言，对在国民中流传极为广泛的《红楼梦》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不仅是胡适这一研究方法、观念的最佳体现，而且也可以借助《红楼梦》的群众基础来扩大影响。可以说，胡适得出什么结论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来对待以及这种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和方法。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全新的学术道路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此时，蔡元培主政北大，与陈独秀等人锐意改革，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提出：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种全新的现代学术制度在逐渐建立和完善中，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昌明新知，切磋学术，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所有这些为胡适在学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用武之地。其后，以提倡白话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为他研究白话小说提供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否则，个人超前的观念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和社会的认可，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从红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造英雄的时世已经具备，胡适已经到完成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从索隐到考证的学术转变的时候了。
这里以蔡元培为参照，分析比较其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差异，以见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价值与意义之一斑。长期以来，蔡元培在红学史中一直被视作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以近乎“反派”的角色出现，但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它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毕竟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中有很多复杂的时代和个人因素。因此，在那个动荡、多元、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都是有着种种充分理由的文化选择。在研究《红楼梦》这一问题上，蔡、胡二人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几年过后，他们却成为论辩对手，何以如此，这才是笔者所特别关注的。
可以说，蔡元培进行红学研究的态度十分认真，尽管《石头记索隐》一书只有四万来字，但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最早酝酿到1916年在《小说月报》连载、1917年出版单行本，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该书正如蔡氏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言：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
当胡适写作《小说丛话》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将两者比较可知，虽然它们内容详略不同，关注点有异，但见解、水准大体相似。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石头记索隐》中的这一说法与“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何其相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此后，两人随着生活阅历的改变，在红学研究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据蔡元培本人在其1898年9月12日日记中的介绍，他写作《石头记索隐》的缘起和动机是：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