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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际视野”直接等同于“外语能力”或“外国人的著述”，这一视觉及理解上的误差，在当今中国，其实相当普遍。为了说明问题，请允许我讲三件有趣的见闻。
几年前，在英语培训方面成绩卓著的“新东方”，在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如下雄心：希望成为“中国的哈佛”。我当时一笑置之，一所语言学校，办得再成功，也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举世闻名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溯源，从１８９８年的京师大学堂，而不是１８６２年的京师同文馆说起，我想，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这一点，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说得很清楚：“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议复开办大学堂折》）可随着国际化口号越来越响，在很多人看来，学问大小尽可见仁见智，外语能力方才是“真功夫”。２００２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听一位从北大研究生院退学的学生诉说自己的困惑：初到燕园，很是感动，清晨起来，校园里书声朗朗；可走上前去，发现所读多为英语，让她大失所望。那学生说，她已决定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北大研究生资格，或就业，或直接上美国念书去。当时听了，我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１９４７年９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称：“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１９８３年８月，北京大学举行仪式，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最近２０年，随着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中国人的“学术独立”梦想基本上得以实现。可怎么会给人这样的错觉：大学校园里“书声朗朗”的，主要是英语？
阅读最近一期《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其中的“名家荐书”专栏让我大吃一惊。应邀登场的１１位名家，包括学者、作家、编剧、画家等，所开书目五花八门，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宗教、艺术等。有趣的是，不约而同地，名家们所开书目，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的著述（中译本）。其中眼界最高的两位，所列２０种书，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这可真应了鲁迅早年的激愤之辞：“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念及此，既感叹今日中国人之视野开阔，再也不会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又有点担心，与原本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五四那代人不同，今人之不读中国书，将如何接地气、续血脉，重建中国文化。名家如此，大众也不例外。研究生们挂在嘴边的，除了众多如雷贯耳的西哲，再有就是海外汉学家。孔孟的书有人读，《红楼梦》及鲁迅也常被引证，至于当代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不起，没时间看；即使看了，也不屑于引用。当代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全都孤身一人，背靠长城，凝视远方，与海外学界对话。
这些琐细观察，与北大之制定教师晋升标准，当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及文化界，与百年前相反，长于“开眼看世界”，短于“低头思故乡”。我相信，随着麦当劳、可口可乐、跨国资本、全球化思潮的高歌猛进，这一趋势将有增无减。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此类分歧，与主事者的知识类型（科学还是人文）、生活经验（留洋还是本土）有关，与其政治文化立场也不无联系，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理念。
我们为什么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而且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说的是师生的自我修养与表率作用：“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大学一解》）大学之反哺于社会，不仅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其工作方式，可能是“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惊风飘白日”——前者如１９３０年代的清华，后者如五四时期的北大。
你可能会反驳说，这只是从人文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普遍意义。可我以为，作为专业设置，文、理、法、医、工、农等，各有其独立性，评价标准不一，但作为整体的大学形象，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科学（或技术）。这不仅仅指“教育”的学科定位，更包括“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理念。大学不只需要ＳＣＩ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历史承担。在一般人看来，后者有点虚幻，不像前者那么言之凿凿，可这种“草色遥看近却无”，正是古人所谓“教化”的微妙之处。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它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它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之所以发此感慨，是因为近日拜读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高论。丁教授为了说明北大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再三强调“研究东亚社会科学和人文问题”的“中国内地教授”水平如何之低。“能够出访国际学术界、能够到西方名大学作报告的人，在我们国内都还算是最好的或相当好的教授了，但是，出去一讲，没有多少学界同行看得起你！”（《丁学良谈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我没有做过全面调查，不敢与丁教授抬杠。但我猜想，中国教授（香港除外）在西方大学演讲之不受欢迎（依丁先生的观察），有可能是本身研究水平很低，有可能是人缘不好，也有可能是英语表达不流畅；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台上台下各自的学术训练及志趣不同。如果是后者，就不该片面指责中国学者，反而应该追问西方教授的偏见。
我这里所说的“偏见”，基本上不带褒贬色彩——各有各的文化语境，各有各的问题意识，即便全都出以公心，也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同样可能存在某种隔阂。问题往往出在，西方学者擅长“理论推导”，中国学者则强调“现实体验”，二者各执一辞，难免尺短寸长。碰到这种情况，先不要乱戴高帽，也别意气用事，就像当年章太炎所说的：“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国故论衡·原学》）后一种危险现在基本不存在，需要警惕的是前者。
我与丁教授不太一样，起码在人文研究及社会科学方面，强调“交流”，但不主张“合一”。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最近２０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讨论中国问题，“中国内地教授”的泥土经验以及贴身感受，还有其别具一格的眼光、趣味与立场，自有西方学者——包括进入西方学术体制的华裔学者——不可及处，值得认真倾听、理解与尊重。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3节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
钱理群
在这次北大人事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重复得最多的是几个关键词：“改革”，“世界一流大学”，“一流教授”等等。这也是当下中国与中国教育界最流行的时代词语，用我们中国人最习惯的说法，这是时代潮流，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这当然不可、也不能反对。而且方案一提出，讨论刚开始，就有了预言：这次北大改革将给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教育带来怎样、怎样的辉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凡改革一定改变历史，而改变历史一定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
但正是这些作为讨论前提的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思维以及背后的创造历史的冲动，都是可以进行质疑与追问的——“改革”——“为什么改革？要改革什么？谁来改革或者谁被改革？如何改革？谁从改革中受益，谁从改革中受损？”在“改革”的背后隐蔽着什么？在２１世纪初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提出“大学改革”，是与什么样的历史“对话”？其“潜在动机”、“问题意识”、“发展方向”是什么？现在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改”到“哪里去”？是不是只要是改革，就一定具有正面价值？在设想其可能有的正面价值的时候，要不要同时想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性措施？能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不计后果的，满怀信心地一路“凯歌行进”？“改革就是一切”真的是“硬道理”吗？
“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什么还要定出具体的时间指标？究竟“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改革者试图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途径、措施来如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吗？而这背后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