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吗？而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一流教授”——什么是“一流教授”，依据什么理念、标准与逻辑来评价？怎样评定一流教授，应采取什么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应由什么人来定？或者说，如何建立制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合理机制？怎样保证被评定者的合法权利？有了制度、规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用什么体制来保证吸引并留住一流教授，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流教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又防止学术霸权的出现？如何培育一流教授的后备队伍，建立合理的学术、教学梯队，保证校园内的各类人才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形成良性竞争（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以达到健康的学术生态平衡？
这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很多，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自然无力全面展开，只是希望提出问题，引起注意与讨论。这里，我还想推荐两篇文章，即陈平原教授所写的《中国大学百年？》与《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事实上，我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百年”以及“北大百年变革”的历史中，都是曾经遇到过的，有过不同的探索与试验，其中就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如果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２０ 世纪经验来讨论所提出的前述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我自己却缺乏相应的研究，也只能出个题目。我由此而想到，要真正解决由北大这次改革所引发的上述问题，是需要有更深入的现状调查与学理（而且是多学科的）研究的；这样，我们要进行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建立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而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学理基础，恐怕正是以往的许多改革产生不少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自己由于专业的限制，也只能就所观察、感受、思考的一些问题，做一个经验性、体验性的发言：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
（一）无论是改革实验，还是学理的研讨，都要从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出发，这大概也应该是我们的讨论的前提。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对中国大学教育所出现的“问题”的观察与体认。
北大这次改革的设计者在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大学体制改革”的问题时，有一个很明快的说法：“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惟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据说提问的记者听了这话立刻联想起某位北大教授所说，“大学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最后一个堡垒”。——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自然应该对大学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开刀，开刀就自然要从北大入手。这似乎并无问题，几乎是所有的讨论者都可以认同的。但我的追问，也正要从这里开始。我的问题有三：
一， 什么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或者说，究竟是高校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弊端阻碍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理由与根据？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谈到了中国大学的沉疴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还有朋友提到了后勤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而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出现的是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计划经济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如果不触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避开了这方面的改革，或因其有难度而将其悬置，那就根本不可能使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有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思维与办法来进行改革，恐怕还会加强“计划经济的堡垒”的力量。
我想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弊端的背后，有一个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与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举办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也最多起一点咨询作用。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根本意义的“教学民主”与“学术民主”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绝不是讨论中的某些人所说的“智力的弱势”：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我所说的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与弱势”。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人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也没有。正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与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非改不可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大学要根本克服计划经济管理的弊端，是必须同时推进校园里的民主改革的。
而且还要看到，我们现在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搞计划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4节 某个时间内
首先，规定在某个时间内（北大规定的时间是十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指标”，是用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是根本违背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变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春种秋收”等等层出不穷的花样。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师”）来讲学术，这或许正是一种隐喻：有些官员们就是用经济与军事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学术的。所谓“精品工程”，就是由某一名教授挂帅（更多的情况下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这是“大跃进”时代的“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重来”了。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这些年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实际上都与这种领导方式有关。还应该指出，这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不用”、“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这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面对这样一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方式，我常常要想起赵丹在离世前所说的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按我的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说的。这背后是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历史教训的。要知道，学术研究是既不能像“生产”一样“组织”，也不能像时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是如此。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学者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其二，我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或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提法，会不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黄子平先生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他对中国大陆教育状况的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官衙门积疾未除，又添洋商场新疾”。我在面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甚至整个中国问题时，总要想起鲁迅在２０ 世纪初所表达的一种忧虑：“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事实上，一百年后（鲁迅的文章写于１９０７年），我们所感受到的也还是这个“二患交伐”的忧虑，尽管具体内涵不尽相同。这样的历史循环，是让人沮丧与无奈的，但我们只能直面。
值得注意的是，“积疾”与“新疫”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就拿前文所说的“官本位”来说，同样是“官”，今日之“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既有基本的相同，却也“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今日之“官”——自然是指大有“雄心壮志”（或曰“野心”）者，而不是忠于职守（或曰“安分守己”）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当官（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将政治、思想、组织的权力与学术的权力以及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捞到手，而且还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还要“官官相护”，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但能量极大，在官场上颇能呼风唤雨，对同事中的正派人、老实人的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很懂得笼络人心，即所谓利益分享，以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在我看来，这就是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谈到的这些年在高校十分盛行的所谓不上课、不做研究的“官员教授”现象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