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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
发生在本年的“院系调整”，乃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牵涉面很广，并不限于北大一家。但北大的调整过程，依旧有其特殊性。读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你很容易发现，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本年４月，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分别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全校师生大会上做第三次检讨，依然无法顺利过关；５月，北大“三反”学习班结业，转入忠诚老实运动；６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７月，请苏联专家给全校教师做报告，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８月，北大、清华、燕京三校领导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９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１０月４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如此神速，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叹不已。当初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
从长远看，院系调整对于中国大学发展，弊大于利，这点今天看得很清楚，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具体落实到北大，则有点微妙。因集中了大批著名教授，此举大大提升了北大文科及理科的地位。但即便如此，经由此次改革，北大也是伤痕累累。１９４８年的北大，乃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共有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六大学院。此后便每况愈下，日渐萎缩。１９４９年６月农学院独立，１９５０年９月医学院割去，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又切掉了工学院和法学院，只保留了原先的文理学院，加上一个经济学系。这一局面，严重制约着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发展。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1节 “上管改”与工农兵学员
在停止招收新生整整４年后，北大于本年６月４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一决策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方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
由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学历及素质参差不齐。本年度北大共招生２６６５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１７１人，初中２１４２人，小学７９人（不包括短训班）。
８月间，北大完成《北京大学（１９７１－１９７５）五年规划纲要》（讨论稿），提出“要在五年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以文科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达到教师会做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课程设置方面则是：“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适应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我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另外，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不断增加学校经费，五年后“实现全校粮食基本自给”。
１９８３年，“国际水平”与学位制度
本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举行仪式，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此前，经国务院批准，北大有４５个专业７０位导师有权授予博士学位，９３个专业有权授予硕士学位。学位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象征着北大（以及其他中国著名大学）学术实力的日渐雄厚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志气。
同月，校方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大学“五定”方案的报告》，特别强调：“逐步扩大学生中研究生的比例，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适当调整专业设置，“要成为一所设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种学科的；既重视基础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又重视应用科学的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性大学”。如何兼及理论与应用，至今仍是北大的软肋；至于扩大研究生比例，则逐步得到了落实。
从１９０３年的预备设立通儒院，到１９４７年的讨论博士学位授予，再到１９８３年的举行仪式为本国学生颁发博士学位，北大整整走过了８０年。将“学术独立”与学位制度挂钩，希望“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不仅仅是责任，也是尊严——大学以及国家的尊严。１９８９年，新生军训与传统重构本年１０月１２日，北大８９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举行入学典礼。根据国家教季规定，北京大学新生必须参加一年军训，文科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理科生在信阳陆军学院。这一“特殊照顾”（第二年起加上复旦大学），一直延续了四年。尽管校方曲为辩解，称这是因为“中央对北大的期望很高”，一般民众还是认定此举乃惩罚性措施，直接针对此前十年北大连绵不断的“学潮”。这从其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本学期北大新生将学习１３门课程，其中政治课点总学时的３７．２％，军事课占３０．５％，文化课占２６．７％，野营拉练及社会调查等占５．６％。”（《新生开学典礼在陆军学院举行》，《北京大学校刊》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开学典礼上，校方特别为北大传统正名：“吴校长说，所以需要特别强调正确认识北大的传统，是因为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人竭力想歪曲北大的传统，企图把北大的学生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在讲北大传统的时候，只说北大有民主、自由的传统，并且故意抽掉民主、自由的阶级内容，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来影响和腐蚀学生，进而把闹学潮、反政府标榜为北大传统，这是对北大光荣传统的篡改和歪曲。”（《吴校长谆谆教诲新同学要正确认识北大的光荣传统》，《北京大学校刊》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０日）。用一年时间进行军训，对于北大之冲击“世界一流”是个不小的障碍。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６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关于研究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新生军政训练问题的会议纪要》，称：“几年的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军训的效果是好的。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加快了步伐。”因此，１９９３年招收的北大新生，直接进入燕园，不再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
１９９３年，“拆南墙”与面向市场
本年３月４日，北大南街改造工程开工典礼暨北大资源开发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关于北大“拆南墙”的报道及评论铺天盖地。各方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推倒校园临街６００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面积约２５０００平方米的商业街，此举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
同月，校方提出１９９３年教学改革计划，本着“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的指导思想，“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同年８月学校召开的科技开发、校办产业工作研讨会上，校长称：“发展校办产业、科技开发，在今天经济、教育、科技密不可分的形势下，绝不是学校分外的事，也不是权宜之计，应看作是同学校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关系到学校的稳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产学研一体化”口号的引领下，北大校办企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的尴尬局面。八年后的２０００年，全国校企销售收入４８３亿，科技产业收入３００多亿，其中北大就有１２０亿，是排名第二的清华的近两倍。但批评者认为，学校直接创办企业，必然过多地考虑短期效应以及利益分配，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开始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这将直接冲击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
２００１年４月，北大宣布重树南墙，理由是整治大学周边环境。
２００３年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引起广泛争议。因事态仍在发展，暂不评说。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2节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陈平原
大概是反对的声浪太大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稿有关晋升标准的第３７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这规定也确实有点离谱，难怪其备受嘲笑。想想北大课堂上，说《诗经》的，讲老子的，还有讨论焚书坑儒的，全都一口美式英语，实在有点滑稽。批评者认为，此举的制定，暴露出海归派抢占地盘的企图与技法，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而全然不顾及教学需要；更有明察秋毫的，指出此举乃为留学英美者量身定做——大学生多以英语为第一外语，若用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讲授专业课，基本上没有听众。还有上纲上线，将此举说成是北大的“自我殖民”的，那就更可怕了。但我相信，主持其事者最初很可能基于这么一种良好的愿望：北大教师应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将“国际视野”直接等同于“外语能力”或“外国人的著述”，这一视觉及理解上的误差，在当今中国，其实相当普遍。为了说明问题，请允许我讲三件有趣的见闻。
几年前，在英语培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