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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进了国棉17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
“10月上旬，我和其他13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10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
“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工厂工人很快分裂成“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两大派。
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月6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2）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人少怎么办？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
“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喧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进上海北站，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但是，他们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交涉，648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