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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7日上午，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制止武斗，整顿秩序，开进了蒯大富盘踞的清华大学。这个在百日大武斗中死亡、伤残百余人的高等学府，被武斗的枪声、爆炸声，弄得满目凄凉，血痕斑斑……
几千人的工宣队，刚开进学校，即遭到蒯大富为头头的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突然袭击。下午一时，蒯大富拔出手枪，喊叫要和工人拼了！红卫兵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工人队伍冲杀过去，五名工宣队员当场惨遭杀害，731人负伤。
清华大学的流血事件，震惊了全京城，震动了毛泽东。
最高统帅决心亲自制止武斗。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他和亲密战友林彪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自召见红代会核心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五人。忙于参加武斗的蒯大富迟到了几个小时，很晚才走进大会堂。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
毛泽东和几位红卫兵领袖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后，立即把话转入武斗问题。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居民、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满怀希望地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谈到产生武斗根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到中央，而是中央斗争反映到社会。
另据国际关系学院一份录音材料记载：迟至7月28日早7点半，才赶来的蒯大富，一走进门就哭了。毛泽东同他握手时，坐在一边的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省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7）
毛泽东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啊，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今天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如果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希望你们赶上去。
毛泽东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90％以上，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
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
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
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1983年3月16日受到历史的审判。
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
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知识青年到何处去？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1）
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17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年12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年6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文找到几个人，于1966年6月12日上午，在国棉17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等三条大标语。
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