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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3）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4）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年12月10日，由市长曹荻秋签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11月26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24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日，“工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