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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旅馆住了下来，而英格丽却坦然住在电影公司出钱租下的这家高级旅馆里。独自在充满霉味的小房间里长夜无眠的彼得，在那时就意识到一个丈夫可能是一个电影女演员事业上的障碍。 夫妻间的关心诚然重要，但是过分的挂念反而让英格丽觉得有些麻烦。事实上，彼得对英格丽的帮助把她约束得如此之紧，使得她对于生活中其余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处理的话，就总是不知所措。这当然是指工作之外的事情。当英格丽站在舞台上或是在摄影机前，我自然而然地就知道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可是在她的私人生活方面，如果有人问，“你愿意要这间房间还是要那间房间？”或者 “你是喜欢吃鱼还是吃肉？”，英格丽则一贯性的睁大双眼，毫无主见，听任他人摆布。男人们替女人们做出决定，告诉她们该做什么而使她们产生依赖性而不能自立。在英格丽生活中的男人其实都一直在助长她的依赖性，从父亲开始，接着是不愿让她当女演员的奥图叔叔，然后是彼得。当然这也完全不是彼得的错，因为是她早在恋爱的日子里就请他给以忠告和帮助了。
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德国摄影厂里的可怕“气味”（图）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在不同国家的里摄影厂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独特的气氛。比方说，一个美国的摄影厂和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厂由于地理风俗不同，当然是有区别的，就像汉堡包和通心粉之间的区别一样。总的来说，气氛都是良好的，这种良好的气氛是由于人们来到一起都在享受着拍摄一部影片的乐趣。而在1938年的德国柏林，不仅是在摄影厂里，而是在任何地方，都有着一种可怕的气氛。 英格丽刚到德国不久，就嗅到了这样的“气味”：凡要想在德国影坛上走红、出头露面的，都必须先是个纳粹党徒。 刚到柏林，导演卡尔·弗勒利希带英格丽参加过一次纳粹大会，他是打算给她来个提醒，好叫她习惯生活在这种恐怖气氛中，能够早点适应，从而专心拍摄。那是一个巨大的运动场上，高射灯照耀着，乐队奏出军乐，带钢盔的突击队员簇拥着希特勒跨着大步进入会场，一群小姑娘跑上去献花……这一切我们仍然可以在电视里放映的那种老新闻片中看到。希特勒容光焕发地亲吻这些小女孩。然后是《胜利万岁》和他们伸直胳膊的纳粹敬礼。 英格丽只是好奇地四下里张望着。卡尔·弗勒利希几乎吓坏了。他害怕地轻声向我说，“我的天，你怎么不行‘万岁，希特勒’的敬礼！”英格丽反问道，“为什么我要行礼呢？我不行礼你们照样行得很好嘛。” “你疯了！你必须这样做，有人监视着我们。” “谁在监视我们？他们都在看希特勒。” “有人在监视我。谁都知道我是谁。我不能为了你而找上了麻烦。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你一定得非常小心你在什么时候说话和说些什么。在这儿我们不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严肃的……” 英格丽依旧坚持不在纳粹敬礼时举起胳膊，后来在卡尔的办公室中没有人的时候英格丽实在无法忍受，正式提出抗议，“可我是个瑞典女演员，只在这里呆几个星期。” “好吧，我和你摊牌。你是瑞典人也没什么用处的。你还是半个德国人呢。这些人又残忍又危险。到处都是他们的侦探和耳目。还有件事，如果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请你去喝茶—他肯定要请你去的——你只能“同意”。你不能争辩或是犯什么头痛。你得去！他喜欢年轻的女演员，这不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你一定得去！” “但是为什么我该去呢？我对于戈培尔博士和他的茶点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能和他谈些什么。他是个什么人来着？宣传部长或是什么的——而我只不过是个女演员。” 卡尔。弗勒利希紧张得很。英格丽看到一个有他这种地位的人会这样胆小，真是件难以相信的事情。他真是吓坏了，“如果你拒绝去和他喝茶，我就会陷入可怕的麻烦。我说的是真话，你懂吗？” “我不懂。但是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考虑的。” 她向摄影厂其他的人打听关于和戈培尔博士一块喝茶这类乱七八糟的事情时，他们说，“是这样，他就是喜欢年轻女演员，而且他不习惯别人对他说不。” 幸运的是，英格丽没有必要做出决定。因为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请帖。她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可怜的卡尔·弗勒利希完全白白地紧张了一阵子。 英格丽还发现，其实反对纳粹的不只她一个。公司给她配备的一名十分可敬的语言方面的女教师就非常鄙视希特勒的。希特勒的汽车要经过或是纳粹党徒宣布一个纳粹节日时，柏林的每个人都必须在窗户外面悬挂一面纳粹旗帜。可是这个女教师没有买这种旗子。纳粹党人来到她的公寓里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旗子挂出去？”“我没有。”她回答。“那就去买！”他们坚持着。她说，“我教德语赚的钱很少，我还要照顾一个儿子……”他们说，“这不是理由。下次把你的旗子挂出去。” 她不在意。不去买旗。下一次该挂旗的日子到了，她也没有挂旗。就在这同一天，她的窗户玻璃全被石头打碎了。她把玻璃配好，但仍然不去买旗子。又一次，她仍没有挂旗子；玻璃又被打碎了。这时她发现她的小男孩每次上学都要挨打。她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去买旗子，修理好她的窗户，而且从那以后每次都挂旗子。纳粹就是这样的整理一个不听他们话的妇女，英格丽看在眼里，心头十分悲伤。 她和乌发公司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四位女伴》。它讲的是四个姑娘的故事，她们组织了一个广告社，以及她们和男人之间的纠纷。男主角汉斯·泽恩克尔，也是个正直之人。不过他的做法是英格丽带到一边去说，“英格丽，仔细地听我说，你以为目前这种状祝我们比你更喜欢吗？但我们该怎么办？从哪儿做起呢？人们随时都在失踪。我们抗议，那我们就不仅是拿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冒险，而且也包括我们家里人的生命和我们的朋友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处境非常悲惨，但是谁要是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也陷入同样的命运。人们被送到集中营去。我们以后就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人们耳语，‘在哪儿？哪个集中营？’我们能说些什么？但是我们不敢去质问他们在干些什么……所有德国人都怕得要死……” 这样的氛围实在叫英格丽压抑，所以她在《四位女伴》的拍摄进入尾声的时候，就决意离开了，而且对这个国家并无半点留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格丽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了。卡尔·弗勒利希为人十分厚道，看到她怀孕的身体快要把衣服都绷开了，于是他忙着赶拍最后的几场戏，并且组织全体剧组成员为英格丽举行欢送宴会。这多少将英格丽对白色恐怖的厌恶之感减少了许多。
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进入好莱坞的最佳跳板（图）
彼得驾车亲自来把英格丽从德国接走。时值仲夏，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惬意的微风。没有人知道仅仅一年以后，战火将从这片美丽的土地燃起，转而吞噬全世界。英格丽夫妇二人从压抑中解脱，携手游历大陆，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历程。他们先到巴黎，在傍晚时候登上铁塔，鸟瞰夜色中的灯光。以后，他们又到蒙特卡罗。 他们年轻、幸福和欢乐，他们在卡西诺的午后茶舞会的地板上回旋着，他们在狐步舞和华尔兹舞之间一点一点地吃着法国糕点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两个快活的中年瑞典人。他们的同胞对他们非常称赞。他们是多么可爱的一对啊。他们怎么会跳舞跳得那么好……保持着那么矫健和那么窈窕？这就是英格丽的假期。她在今天想起来都会发笑。“窈窕！”那时—她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她确实会为了生孩子变得非常之忙。但是以她的容光焕发的健康和精力她会很快地起床走动，而且会一面喂奶一面练习对话。 可是英格丽仍然与乌发公司有着要完成两部影片的合同。回到瑞典，彼得来到英格丽的代理人赫尔默·恩瓦尔的办公室，告诉他说，乌发的合同必须塞到角落里去，或者可能的话就把它取消掉。对纳粹德国的合同既无法寻求也无法改换。赫尔默宁愿尽力设法给她在英国或是美国找一个订约的机会，实际上是什么地方都行，只除去命运已经注定了的中欧地区。 英格丽一直向往着的好莱坞已经有过几次邀请，但都只是与福克斯、派拉蒙、雷电华以及其他公司签订合同的建议。这些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在欧洲到处都有代理人，只要见谁在欧洲稍露头角就围了上去。他们要的不是角色或导演，他们只想和你签订合同：这意味着用合同把男演员或女演员拴上七年；把他们发到好莱坞去。他们在那里要这些演员们扮演公司老板认为适合的老一套的影片中的一成不变的角色。这些演员可能在整个的七年中只能充当象使女或听差一类的配角。所以英格丽在彼得的指导下，对此类邀请一律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英格丽马上就要临盆了。生孩子对她来说，好像是结婚以后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不应当有孩子，或是生孩子会妨碍自己的演艺事业。后来当她终于到了美国以后，每个人都为了我已经有了个孩子而吃惊：“你有了孩子！你会毁了你的体型！你会毁坏你这个年轻美丽的电影明星的形象！千万千万别和你的孩子一起照相，也别在谈话中提到你是一个母亲！”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们如果想要孩子就只能去领一个；他们就是不能有他们自己的孩子。这叫英格丽十分不以为然。 彼得比妻子更清楚她自己的意愿。在去美国发展这个问题上，他都是很豁达而且很坚决。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他的支持，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