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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去更大的天地里翱翔
也许就是这段极其吸引人的影评提起了好莱坞大牌制片人大卫·赛尔兹尼克的兴趣。 我们有必要彻底地了解一下这个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身高六英尺，长着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他的面孔和身躯在某些适当的地方有些松弛下垂，他一直设法减肥但却颇不成功。一双明亮而好询问的蓝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他的妻子艾琳是电影巨头路易斯·B·迈耶的女儿。 从一九二九年起，他在米高梅、雷电华和派拉蒙等几大著名电影公司工作并且逐步上升。一九三六年他成立了塞尔兹尼克国际公司，并且加入了由成功的电影业巨擘经过精选组成的小圈子。他在当时对于这一行业的内幕简直了如指掌，并且以无穷尽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里面。他改写剧本，向制片人讲课，委派导演，责骂演员，无尽无休地干涉他所管理的各个部门，驱使得他手下的人各个都快要崩溃。他曾经同时运作达夫妮·杜·莫里叶的《蝴蝶梦》和《乱世佳人》，前者获得极大的成功，后者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好莱坞最好的一部影片。 他不仅有发现明星的慧眼，而且还善于“制造明星”。他们给一个美丽而年轻的西班牙裔姑娘，用电针把她前额上的发线向上移了一英寸，从而赋予她一种非凡的美感，再加上她天然的才能与巧妙的宣传的支持，就产生了丽泰·海华兹。就在大卫·塞尔兹尼克沉思地注视着〈插曲〉剧照里那个圆圆脸、眉宇间透露着欢乐气氛的英格丽·英格丽时，毫无疑问，这种“制造明星”的想法也在他下意识中出现了。 赛尔兹尼克的得力助手，凯·布朗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看到英格丽·英格丽时候的情景：“……笃的一声叩门声，我开门一看，眼前豁然一亮：门外站着一对打扮入时的年轻男女—彼得和英格丽。英格丽身穿一件深色海狸皮大衣，头上戴着裘皮帽子。她的脸庞白皙红润，光彩照人，恍若仙女一般。她手捧一束黄蓝两色的花束—这两种颜色代表瑞典的国色。她是那么甜美可爱，怯生生、羞答答地启唇说：‘欢迎您到瑞典来。’随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还要去亲戚家，不能陪我共进晚餐了。可是过了两个晚上等我们熟悉之后，他们才承认说，那天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地方要去，只不过要同我见见面。” “第二天我到她家登门造访，在那里会见了她的代理人赫尔默·恩瓦尔和一位律师。我们开门见山，洽谈起签订合同的事。英格丽一声不响，笑容可掬坐在椅子上为新生的婴儿打毛衣。我对合同条款一项项斟酌落实，那位律师只是坐在一旁，等着把我们谈妥的决定笔录在案。第三天我们又对合同条款反复商议。虽然双方意见颇有分歧之处，但是我们越谈越融洽。” 英格丽从布朗女士那里得知了制片人大卫·赛尔兹尼克的成功业绩。而且他们初步的计划是希望由好莱坞最杰出的导演之一威廉·惠勒来导演英格丽的影片，李恩廉·霍华德扮演男主角，与她合拍。 当布朗女士与英格丽单独相处的时候，她语重心长地说：“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你在这里日子过得很幸福。要是我换了你的话，我一定会瞻前顾后。”英格丽觉得她这真是肺腑之言，便说道：“既然在美国好莱坞有像你这样的好人，那么我相信我会喜欢的。所以我要去，不妨去试试自己的胆量，冒点风险。” 赛尔兹尼克原来想签订一个为期7年的合同。但是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彼得·林斯特罗姆这样精明的谈判对手，对他简直是毫无办法。他斤斤计较，非要把什么事情都算计得一清二楚才肯成交。彼得本身一直很支持妻子的事业，希望她能在更大的天地里翱翔，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的把关对于英格丽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最终他们双方终于签订了一个合同：先拍摄一部影片，如一切顺利，再合作拍摄一部。英格丽开始步入了她梦想已久的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第四部分：瑞典人在美国敲开天堂之门（1）…（图）
1939年5月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英格丽搭乘“玛丽皇后号”邮船抵达纽约，布朗女士亲自到码头迎接她。布朗女士将她安顿在卡特汉姆旅馆，带她去观光了市容，并且建议她在纽约住上几周先温习一下英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学一下美国英语。 英格丽刚一到达就认识到她已经酿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斯德哥尔摩她是跟一个从英国来的老师学的英语。现在她成了一个英国口音的瑞典人，当抵达纽约时，美国人说的话她却一个字也听不懂。英格丽几乎要急死了，所以她告诉凯，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每天晚上她要去看戏，她要在那儿整整坐三幕戏来听美国演员们说的每一个字，这样就可以学得快一些。 凯完全赞成。英格丽就到旅馆大厅的接待处去打听有关话剧的情况，她被告知有一出叫《烟草路》的戏，演了许多年，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当然他们没有告诉她这出戏是以极南地区、山地的农村作为背景的。当晚英格丽就像白痴一样呆坐在剧院里看了一场一个字都听不懂的话剧。 第二天上午饱受折磨的英格丽又去了旅馆的接待处，告诉他们《烟草路》虽然十分精彩，但是对她可能不太合适，所以这次他们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更为美国味的戏。接待员又十分热诚地介绍了《亚伯拉罕·林肯》。这部戏从头到尾充满了美国味。英格丽兴冲冲地前去观看，差点当场昏厥，因为这出戏她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懂，这出戏是用十九世纪中期的语言演出的，一点也不像她以往在电影中所听到的美国话。 英格丽惊恐地奔去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了凯·布朗。后者几乎把牙都笑掉了，她亲自给英格丽选了口音比较纯正的几出戏，她开始能听懂那些话了，但是凯仍然为她的发音而担心。 虽然一共只在纽约小住了两个星期，英格丽却一直在以紧张的心态在努力充实和完善自己。她甚至专门抽出一天时间，乘公共汽车到世界博览会去，从清晨9点钟起有条不紊地看完了所有展览馆的每一件展品，直到晚上11点钟才结束这次参观活动。 在此期间，凯·布朗女士收到了大卫·赛尔兹尼克寄来的一份备忘录，谈到打算对英格丽演出采取的步骤： “我今天同惠特尼先生作了一次交谈，磋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