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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敲打了资方，话还说得比较重：“资本家则心存不安和顾虑，对生产抱着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甚至故意拖延复工。”
作家周而复在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对当时上海私营业主的心态亦有描述。20世纪50年代初，周而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参与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对情况相当了解。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完成于1954年，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告诉我们：“它写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由于中国作家很少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上海的早晨》一问世就引起注目。诚然，小说不是信史，但也可以提供一点旁证。
《上海的早晨》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徐义德的纺织业私营老板。当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候，徐义德就感到大势不妙。
小说写道：“当时，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边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纱也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
很多人都这么干，炒得香港地价大涨。徐义德的一个助手向他汇报说：“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地皮贵。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
话说回来，仗打完了，日子还得过。
刚刚于1949年5月28日就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魄力十足。在他指挥下，上海市民平毁碉堡，清除垃圾，整修路桥，风风火火。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恢复生产，因为当时上海生产已经陷入半瘫痪，全部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由于交通不畅，面粉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情况异常严峻。就当时中国而言，上海的工厂如果不生产，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生产，稳定人心。中央对此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首先必须妥善复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当时，一些刚解放的城市军管会不敢接触私营老板，怕戴上“立场不稳”的帽子，陈毅不怕。据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2005年11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1949
年5月底6月初，陈毅曾亲自到荣家拜访，给荣氏家族做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协调恢复生产。在拜访荣家的同时，陈毅向上海最有名的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发出邀请，请他们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路上，老板们心惊胆战，一个又一个主意走马灯似地在脑子里乱转。为什么？害怕当场宣布没收他们的财产。可是，当他们在会场坐下来，听到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紧张气氛顿时消失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49：私营老板心惶惶（2）
陈毅重申了16个字的工商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说：“人民政府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大家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恢复起来。”
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和12个面粉厂的老板荣毅仁开完会回到家里，对满屋子焦急地等候消息的人说：“明天就开工！”
荣毅仁是上海私营企业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转引自《新京报》2005年10月28日《荣毅仁传奇谢幕》一文）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及江浙一带“十大资本家”之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出国，或到台湾。荣氏家族其他成员也纷纷离开大陆，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这一支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荣毅仁的积极态度，使不少上海私营企业主减少了顾虑，投入到恢复生产之中。
《人民日报》1949年9月4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
20日，该报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
21日又报道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8月12日起试办银钱业7日定期存款，以调节短期信用，暂时解决私营银钱业资金困难。25日起更举办短期定期存款，吸收社会资金，同时又开办省际押汇业务，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运销事业的发展。
当时，全国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恢复生产、开创新业的消息，形成了一股大潮。上海的私营老板把不安藏到心底，打起精神上了阵。
到了1949年12月2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题为《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他说：“1949年8月上海工厂开工率比7月份增加
27％，9月份开工率达七成的工厂比7月份增多1倍。其中，纺织业和机器业恢复最快。”
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全国私营老板极为担忧的“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前夕颁布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宽慰的回答。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清楚。可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事。
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报道这个消息时，在头版用了一个特大粗黑标题：“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通过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在欢呼声中，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内涵很丰富，这里着重谈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点陌生，但在当时，它非常时髦，人们都挂在嘴边。《共同纲领》第31条解释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紧接着，第31条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被人们看成是逐渐消溶私人资本，最终向公有制过渡的桥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具备了在宪法颁布之前作为新中国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所以，当时社会舆论把《共同纲领》称为“临时宪法”。当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临时宪法。
“大宪章”这个词是刘少奇在这届政协会议21日大会发言中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①民盟代表、著名的大胡子张澜激动地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说，“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②
毛泽东也给了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③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
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这里要辩证一下。所谓没写“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共同纲领》中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其实《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字样。如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8条有一句话：“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
29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