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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户。公社成立之日，社内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全部财产即归公社所有。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指令下属各村庄必须抽调若干人，自带砖瓦木材，在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从农民家中牵走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多只鸡充入其中。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报纸称为“白手起家”。农民家中的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都是
“共产”对象。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当时，社员家里的一点财产还遭到这样的命运，还谈什么私营经济呢？统计数字表明，此时中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1）
介绍和评论“大跃进”运动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再详细论列。这里只是从“大跃进”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供给制与私人财富增长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在中国，供给制的调门儿高了，私人财富、私营经济就没有发展余地，甚至无法藏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说，理想的农村组织，不仅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要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有化。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供给制的目标。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制度变革的峰值，就是供给制的复苏与实践。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一股力量推动供给制出台，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 就是例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200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最下方发表了一则题为《张春桥病亡》的简短消息：“新华社5月10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历史的沧桑令人慨叹。
张春桥，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5岁起在报刊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当时，张春桥实际上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
在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中，张春桥听柯庆施说，毛泽东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非常欣赏，对工资制则非常反感，并准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张春桥摸准了领袖的脉搏，费尽心思几易其稿，写了一篇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此文于1958年9月1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发表—— 正是“大跃进”共产风严重泛滥之时。
由于柯庆施曾吩咐《解放》杂志每期都直接寄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快看到这篇文章。
毛泽东看了文章之后大喜过望，但又觉得有些提法稍嫌偏颇。他注意到了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文。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有些不同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考虑加一个编者按，说得灵活一些。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复信吴冷西：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按：指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①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1958年10 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要位置发表。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要点：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渐渐占了上风。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2）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大爹（按：指鲁迅《阿Q
正传》中的赵大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但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怎样看待张春桥的上述观点呢？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评拉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