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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最急迫也是最大的议题有两项，一是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原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没几天，《红旗》杂志就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共同拟出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毛泽东在8月
7日得到这份简章，说是“如获至宝”，亲自修改。修改后的《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北戴河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就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2）
9月1日，《红旗》全文刊载这份简章，成为全国办公社的样板。北戴河会议诞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信心十足，他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在毛泽东催动下，不少理论家的脑袋也发起高烧，纷纷对人民公社做出
“深刻”解读，说得天花乱坠。后来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的关锋，在《哲学研究》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文章《略论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会发挥关键作用。他甚至预言，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固有职能将会消失。关锋的朋友、另一位理论家吴传启在1958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文。他论证说，人民公社将会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所要完成的全部社会、政治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工农差别，并且废除国家本身。人民公社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生产组织，还是生活组织。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又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单位的胚胎。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人民公社？
一是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很深。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原来，公社这一名称是从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是从欧洲中世纪搬来这一名称。在中世纪的欧洲，“公社”是指实行自治的城镇。19世纪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他们的构想中，公社成员财产公有，取消社会分工，按需领取消费资料。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深受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新村运动”影响，打算在长沙岳麓山建立具有公社性质的“新村”。他在1919年12月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详细介绍了建设“新村”的计划。
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文说过，毛泽东特别喜欢东汉张鲁。1958年12月7
日，毛泽东读《后汉书·张鲁传》，写下批语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称赞张鲁的“神道治病”，说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他统辖的地区不设官吏，靠“祭酒”来治理，则“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12月10日，毛泽东将《张鲁传》和他的批语印发给在武汉出席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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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战争年代的生活强化了毛泽东这种思考。在战争中创建的农村根据地，长期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每个根据地往往工农商学兵俱全，自给自足，被迫采用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吹一下，把实际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增长的情况吹一下。
另外，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使毛泽东认为，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都可以搞群众运动。过去运动中的某些做法如统一调配劳力，无偿调拨生产生活资料，没收地主财产“共产”等等，也可以搬到公社化运动中来。
人民公社强劲的“共产风”，与毛泽东上述思路有密切关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二十七部分写道：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11月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见到范县的规划，格外惊喜，当即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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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说，这种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指示在农村中引起极度混乱，从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比范县可要快了许多，范县要3
年，而跑马乡却不用1个月。这位书记在会上大讲一通共产的美景和共产的好处：所有家庭统统消灭私有财产，不分你的我的，拉平贫富，一切东西都可以共享。
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直奔商店，拿空了商店的东西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走。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
当时，农村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免费吃饭。报纸都说这是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说，河南办了32万个公共食堂，解放了600 万个妇女。
还有的公社实行“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红白喜事、理发娱乐等等一概免费。当时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958年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3）
8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吃饭不要钱”。柯庆施说这话的时候，公社化的浪潮正从农村滚滚冲向城市。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的一个报告说，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
218个，以大专院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民为主的
41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9个城市总人口的97％。一度颇有名气的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和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都是1958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在1958年10
月发出指示说，农村要尽可能举办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发展到391万个。毛泽东视察了安徽一个公社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了。1959年元旦，上海各报以《300万人欢呼吃饭不要钱》的大字标题，宣布上海市郊县农民自即日起全部实行吃饭供给制。
1958年10月底，有4亿农民在公共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
％。“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显然，这种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介绍了当时一个农民给他海外的亲戚的信。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所有的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远房的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他家的财产以躲避公社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每个公社都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一个人民公社的规模大致相当于原来的28个合作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797
个农户。公社成立之日，社内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全部财产即归公社所有。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指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