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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张春桥的上述观点呢？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评拉萨尔主张的“公平分配论”和“平等权利论”的空话。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按劳分配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张春桥的这些观点，正如胡绳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一文中所说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萨尔的空想。
张春桥说资产阶级法权“核心是等级制度”，也是片面的浅薄的议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体系。
当时就有人批评张春桥的观点。1958年第7期《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撒仁兴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一文。文章说，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说明白”。文章质疑道：“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作者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学者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提出张春桥论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是当时‘左’倾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它对‘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剧的作用。在后来，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以造就一个‘纯粹’和‘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柱。”
张春桥的文章进一步压制了私有财产的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在张春桥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第6天，毛泽东在文件批示中第一次提到张春桥的名字。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乘专机飞往郑州，前去卫星公社调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①
陈伯达曾号称“中共第一支笔”，是老资格理论家，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把张春桥与陈伯达并列，而在张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并不认识张春桥。张春桥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如此看重，是少见的。
张春桥的行情陡然看涨。毛泽东批示之后，张春桥立即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且看张春桥文章在上海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布降低稿酬标准50％，工人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全部取消。1959年春节前，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发放10元—15元“跃进奖”，全体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发奖金。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3）
毋庸置疑，诸多类似措施，只能是破坏生产力发展。到1959年初，上海的鱼肉供应已经非常紧张。市委内部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少吃或不吃鱼肉，党员干部不买短缺的副食品。到了4月，情况更加严重。上海市政府通知，各邮局禁止向外地邮寄食品和糖果，并禁止外地人在上海大量购买食品、糖果。上海的饭馆规定，客人只能在铺子里吃，不许外带。上海市民的猪肉定量从每月12两降至
6两（当时实行16两等于1斤的传统度量衡制），鱼开始凭票供应。
“大跃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全民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此事起因是赶超英国。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谈话，提出钢产量在去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这样，1958年钢产量确定为
1070万吨。2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①
年产1070万吨的任务在1958年6月下旬布置下去，然而7月份只产了70万吨钢。1月到7月，累计产钢380万吨，与计划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其他部门一律“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一声令下，全国城乡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上阵大炼钢铁。
上海市的工厂、医院、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处处垒小土炉，总计在市内垒起了6700座炼钢炉。几十万人上阵，日以继夜，风风火火，人人炼钢。原料从哪儿来？动员各家各户把自家的铁制家具、器皿无偿贡献出来。大批住户的铁门、铁窗甚至避雷针都拆掉了，用来炼钢。在北京，连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让人把院子里的花草砍去，砌起一座炼铁炉。
农村炼钢更加邪火。8月份有几百万人参加，9月份5000万人卷进来，到年底近1亿人投入。这支毫无训练的农民炼钢大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全国农村用砖石搭建了几百万座小土炉。湖北省一位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砌炉子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10小时时间、8块砖、90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即可。矿石和煤炭怎么解决呢？不少地方组成“收铁队”和“伐木队”。“收铁队”走村串户，让农民们献出家里的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小土炉子。“伐木队”则专门砍树，用做燃料，很快就把村庄的树木砍光烧光。
到1958年底，各报刊兴高采烈地宣布完成了1070万吨的任务。但是，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一位英国旅游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位旅游者在云南一个村庄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他说：“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许有些夸张，但几个月之后检验，1070万吨钢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废品。
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家里的私有财产，又被“共产”了一回。
“东风压倒西风”庐山会议（1）
朱德和张闻天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辩护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除朱德、张闻天等偶有涉及外，其他人很少谈到私人财产权，更不要说私营经济了。但这本书仍然要述及庐山会议，因为这次会议酿成的悲剧，对中国私人财富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
众所周知，1958年“左”倾思想肆虐，危害严重。庐山会议本应反“左”，却转而反了右，结果造成更大灾难。庐山会议之后，一些地方继续刮共产风，并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就是例证。
其实，到1958年底为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的大乱子，党内外都觉察到了，并且提出很多意见，毛泽东也有所反思。于是，从1958年11月到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为止，共8个月时间，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左”的过火做法。
但是，就这些会议的主要精神来看，采取纠正措施，还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大跃进”。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等“左”的做法仍然在坚持，期望以
“最高速度”争取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针仍然有效。纠正来纠正去，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氛围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原定会议结合形势讨论19个问题，总结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 “左”。
会议分成6个组，名曰“神仙会”，即无拘无束，像神仙聚会一样，轻松漫谈。
6日，朱德在中南组发言说，供给制就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公共食堂办不好，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3日到10日，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7次发言。彭德怀说：近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毛主席没有责任？上海会议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开了。“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
彭德怀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其直言敢谏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0日，毛泽东根据会议情况召集组长谈话，安排会议到15日结束。毛泽东在谈话中要求大家对形势要有全面认识，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批评党内有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的谈话传达之后，彭德怀感到会议又沉闷了，“左”的东西压力还是很大，因而“非常忧虑”。他看到会议即将结束，觉得如果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