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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了游民阶层。而游民阶层之中的腐败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流
氓。它与古代意义的流民有关，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下面我们所说的流氓都
是现今带有贬意的流氓了。
流氓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往往依靠偷盗、欺诈、赌博、拐
卖、行骗、卖淫、欺压良善等不正当手段为生，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大都
在他们中间滋生。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
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们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
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
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
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制权力的代表——官府，又崇
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
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
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
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上台
后在压榨人民、控制百姓方面丝毫不亚于旧的统治者，甚至其手段更为刁钻、
更为残酷、更为野蛮，因为他们了解下情，洞悉人间的情伪利弊。朱元璋之
代元便是很好的一例。当人们欢庆朱明把自己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时候，同时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位更难伺候的新主子。
中国历史上以游民或流氓身分登上封建统治宝座者还真不少。两千年中
第一位享大名的游民便是刘邦。他不是丧失了产业，而是不务产业，只以交
游和不正当的活动为正业。他与游士相结合，以游民为骨干，因利乘便建立
了汉朝，当上了皇帝，后世将其视为流氓皇帝。当然，也有业儒为他编造了
不少神话，以为衮冕与光环，但中国最正直的史学家司马迁却把他的流氓本
色与风采描写得淋漓尽至、栩栩如生。据此，三四十年代的四川畸人李宗吾
把他的“成功”秘诀概括为“脸厚心黑”，也就是“把流俗所传的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荡净尽”（见《厚
黑学》）。心如煤炭，则干坏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脸若城墙，则杜绝了一
切愧作之情；感情上没有包袱，固可以轻装地对他人实施掠夺。这正是我们
下面要提到的流氓意识与流氓手段的核心。它为后世许多梦想变泰发迹的人
们大开方便法门。
当然，古往今来发迹的游民不止是刘邦，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这类人物，
登上皇帝或国王宝座的也有不少。游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是最活跃的阶层。
他们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再向下流动了，但他们的突然发迹则十分引
人注目，其社会示范效应自然十分显著，有些甚至被编成小说、戏文加以演
述（如程咬金、薛仁贵、刘知远的故事）。他们不仅引起处于社会底层人们
的歆羡，正像现今人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样，甚至会使得一切不
得志的人们垂涎三尺。因此，在社会变革或社会动乱剧烈的时期，游民意识
及其恶劣面的极端表现——流氓意识的泛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流氓
气被许多人当作英雄性格学习与效法，不仅毫不足怪，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知识阶层不仅对此不能抵御，士大夫性格中的游士心态与其相结合，使之更
富于欺骗性。这是自宋以来就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近百年来为害尤烈。因
为自清中叶人口激增，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社会演变极为剧烈。大批的人口
被抛到社会正常秩序之外，成为四业不居的游民。他们拉帮结派建立游民组
织，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红帮、在理会几乎覆盖了中国的大小城镇，甚
至本意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就
其本质讲，游民并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其思想意识更是波及到社会的各
个阶层。鲁迅先生《阿Q 正传》中的阿Q，只是一个没有固定的职业、收入
与居处的、带有浓重流氓色彩的游民，而阿Q 精神却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反
映出来，并被看作是国民性的重要部分，这正说明了游民意识的广泛影响，
甚至成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语）。鲁迅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人
们的警惧，当它以“革命”形式（尽管是阿Q 式的革命）出现时还受到人们
的热烈欢迎和由衷的敬仰呢！几十年种种的“革命”的喜剧、闹剧，人们经
历的还少吗？
三
平常所说的“耍流氓”“流氓气”与流民意识或流氓意识还是大有区别
的。前者是表面化的东西，后者才是问题的核心。《芙蓉镇》中的王秋赦，
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流氓气十足的痞子，而李国香以批“资”出名、反“右”
起家，以善于整人、工于心计见长，看来与流氓意识不搭边，实际上她与王
秋赦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是以短浅的个人私利为中心，没有一定的原则，
或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一切随缘而定，以作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处理问
题。鲁迅对此有很好的描述：“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
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
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
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流
氓的变迁》）流氓本身乃是社会的渣滓，是社会秩序的毁坏者，可是他们却
敢堂而皇之以“维持风化”与“宝爱秩序”者自居，这不是极为滑稽可笑吗？
其实这极正常，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取向，东风来了是东风派，西风来
了则是西风派，他们无非是“借传统的靠山”、“横行过去”取得点利益，
给并非“强敌”的对手造成点损害，以取得心理的满足，这与阿Q 打小D、
调戏小尼姑一样。当然，他们更可以“革命”为靠山，在“革命”名义下去
干这一切。李国香整胡玉音就是一例。
流氓溷迹城镇、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心目中没有什么崇高和要持之不
变的东西，一切都是玩玩而已。那么无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
判断都可以“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曾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
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
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
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
么，助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有趣的消息》）在这些
人面前一切规范都显得无能为力，似乎只有强制与暴力才能使他们稍有畏
惧。可是当革命来临或社会转型之际，一切旧的规范、法制被打烂，而新的
规范、法制没有建立起来或建立起来而没有权威性的时候，流氓的横行、流
氓意识的泛滥也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因为他们比任何阶层都更热衷破坏秩
序从而顶着革命的桂冠的时候。他们仿佛代表了社会正义、冲决、扫荡着一
切，被社会捧为当代英雄，大多数人不是盲从者就是看客，即使有识之士也
不敢说三道四。
现在言及“十年浩劫”，谁都敢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几句
了，可是当时不要说这些灸手可热的顶尖人物令人谈虎色变，就是迟群、谢
静宜等三四流的角色，亦属禁脔，是碰不得的。有位老先生说了几件姚文元
之父姚蓬子的旧事（不都是坏事），就被其所在单位的革命群众“愤怒”地
揪了出来。批得死去活来。这种依违于政治权势而不顾社会正义与是非真理
的社会风气，我们何以名之呢？难道它与缺少执著的操守、游移于是是非非
之间的游士、游民心态无关吗？于是十多年间，王张江姚以纵横捭阖的流氓
手段毫无顾忌地横行于上，而众生以游民作风曲随于下，所以才会造成全国
性的破坏。钱钟书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十年浩劫中更应写的是“运动记愧”
（见《干校六记·序》），可是又有多少人对“愧”字有所感悟呢？巴金老
人的“忏悔录”又引起多少人的暗中窃笑和公开的反对！
然而，十年浩劫中的种种表演，人们很少把他们与游民、流氓联系起来，
那是因为这一切都被“革命”、“主义”等掩盖着。有些人戏也演得真彻底，
从天安门城楼一直演到正义路一号，仿佛他们真是生不逢时的革命家。他们
的彻底超过了真正的演员。鲁迅曾说杨小楼在舞台上做戏，但下了台决不还
认为自己是关羽，而这些离开了表演就不能活的人们是要“提着青龙偃月刀
一路唱回自己的家”的（见《宣传与作戏》）。如果非要说这其中还有点“革
命”与“主义”的话，那么它们也是“假冒伪劣”的。不过，那时人们的“思
力”不及于此，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一便是给有权有势者的头顶上涂上一轮
光环，以表示他们的不同凡响（这一点可以按诸历代史书），在“旗手”没
有翻车、“革命家”没有倒台的时候，怎么能把他们与流氓联系起来呢？于
是，“流氓”这个词只风行于极细微的，但又是普通百姓们最关切的“男女
关系”之中。人们还不知道中国这个游民众多的国家（指近百年来），不仅
游民意识极易影响到其他阶层的人们，而且游民中的腐败部分——流氓及流
氓意识、流氓手段也常常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表现或反映出来，特别
是当这些领域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社会的无序状态不仅给旧有游民意识与
流氓意识提供了可以驰骋的赛场，而且在这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