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定秩序，也会心怀艳羡、群起而效尤。明末东林党人赵南星在其所著《笑赞》
中讲过一个神鬼怕恶人的故事，那个踏神像而过的恶人颇有几分像天不怕、
地不怕的游民。南星看到虚弱的偶像对这些“恶人”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不
由得对他们产生几分嫉妒与羡慕。这一点存在其潜意识之中。所以，他不无
醋意地写道：“踏神过水是何等凶猛，惹下他，甚事做不出来！”文人士大
夫尚且如此，大多数知识来源于通俗小说和戏文的民众受到的游民意识、游
民文化的影响，则更是不可估量的。
鲁迅写了一个阿Q，研究者们为他是哪一个阶级的典型而争论不休。到
底是革命农民的典型呢、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呢？实际上大家习焉不察，阿Q
就是个流浪于城镇之间的游民。而作为体现了游民意识的阿Q 精神却被认为
具有“国民性”，这反映了近世由于游民人数的激增，游民意识、游民文化
泛滥的情景。对于这些鲁迅作了最精彩的描绘和最深刻的批判。他描写过许
多本身不是游民却渗透了“阿Q 气”，也就是游民气的人们。如《肥皂》中
自认为力挽颓风、鼓吹保存国粹，实际上不过是捧捧“孝女”、骂骂女学生
的四铭；《高老夫子》中只会“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自吹“留
心新学问，新艺术”的甚至把名字都改成与俄国文学家高尔基看来像“哥儿
们”一样的高尔础；《补天》中指责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
行”的“小东西”；《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吃着奇肱国用飞车运来
的面包，却大讲“榆叶里含有维他命W”、“海苔里有碘质”，“两者都极
合于卫生”，因而适于“下民”食用的“学者”；《出关》中硬逼着老子“讲
学”、“编讲义”，最后只给了充公来的“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
还说这是特别优待老作家的关尹喜。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尽管各有其
个性，但他们所共有的阿Q 气也极鲜明。鲁迅杂文中更是抓住这一点不放，
无论是描绘“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北京的官僚绅士，还是刻划“只图自
己说得畅快”要让人们“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上海左派才子，都把重点放
在揭示其身上的阿Q 气上。这也许是连当事者本人都不知道的，阿Q 气、或
说游民气是深藏在其潜意识之中的，这也许是更可怕的。鲁迅的揭露为的是
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所谓阿Q 气，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也就是无原则性，或说没有固定的
价值观念，以做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处理问题。鲁迅曾以锋利的笔触解剖过
这种人，说他们在上流社会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
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读经》）；在下层则是“和尚喝
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
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
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流氓的变迁》）。一群在社会中丧失固
定位置的游民、具有天生的反社会性格的人们却以“维持风化”与“宝爱秩
序”自居，这不是极为可笑的吗？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戏，他们不仅“借传统
的靠山”“横行过去”取得点利益（或称之为“揩油”），而且给并非“强
敌”的对手造成点损害，以取得心理上的满足。既然没有固定原则，那么什
么都可以为我所用。一种新学理传入中国，先是反对一通，当看到它可以为
我所用时，就会改变态度，把新事物变得合于己用。鲁迅曾激愤地说：“每
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因此，各种学说、理论极易在人们中引
起反响，他在《有趣的消息》中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
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
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
忙就有克鲁巴金《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模范么，勖本华尔和
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什么理论、学说、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等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被视为可以换来换去的工具，有时故意装出高尚的样子也
是做给人看的，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而且其做戏的功能往往超过
了以做戏吃饭的演员，演关羽的只是在舞台上“做戏”，只在那个时刻演员
认为自己是关羽；而“做戏的虚无党”们却是要“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
自己的家里来了”（《宣传与做戏》）。这种游民意识在社会上的泛滥引起
了鲁迅的忧虑，他终生与之斗争。从他最早的一篇小说《怀旧》对市井庸俗
的批评，到最后的遗嘱中要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空头艺术家”，
都包含有这个意思。这确实是比同时其他思想家深刻的地方。
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的泛滥及其在知识界的表现，反
映了新旧知识分子也存在着游民化的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直
至现今，有些作家以“痞子”、“流氓”自居，公开以没有原则作为原则，
追求眼前利益，蔑视一切是非，这与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是同根同源
的。
从流氓谈到游民、游民意识
一
说来不算遥远，只在十多年前，“流氓”这个词还是极厉害的杀手锏。
如果某某女士在大庭广众之下，杏眼圆瞪、怒气冲冲，斥某人“耍流氓”、
某人是个“臭流氓”，这便是个重磅炸弹，极具威慑力量，在场者愤怒的目
光马上就会像利剑一样投向“耍流氓”者，直看得他地上有个缝儿都会立马
钻下去。如果观众中再有几位勇敢之士的话，就会演出一场全武行的活剧，
拳脚齐下，“耍流氓”者在饱餐一顿老拳之后披花挂彩、一瘸一踮地被革命
群众送进公安局，从此声名狼藉，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因此，斥责人“耍流
氓”“臭流氓”仿佛成为许多自重身分的女士们的口头禅了。在他们“与人
奋斗”时，时时祭起这个法宝，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至于芸芸众生，也
最怕与这顶桂冠结缘，一旦沾了边，那可真是造了孽，万劫不复。那时候五
类分子曰为地富反坏右，“坏”虽然只是位居老四，并非顶尖地反动，但因
为“坏”这顶帽是赠给那些难以经济成分（如地、富）或具体政治行为（如
反、右）归类的孤魂野鬼的，而“坏”这个朦胧、模糊概念更易于引起丰富
的联想，于是大多数人便认为“坏”便是流氓成性之人，因此，“坏”分子
的名称最臭，境遇最糟。1966 年“红八月”“小将造反”之时，我所在的单
位中被“革命群众”们“格杀勿论”的就是“坏”分子。而其他四类虽也饱
经“触及皮肉”与“触及灵魂”的革命，但还都侥幸活了下来。可见流氓引
起人们的憎恶之深。
可是，曾几何时“流氓”不再是迎风臭出八里地了。甚至，在某些人的
心目中它“香”了起来，有些人居然以“流氓痞子”自居了。这在生活与小
说中是不罕见的。有的以“痞爷”自居，时不时地就会抛出“你把老子怎么
样？老子流氓一个”。屏幕、电台上流氓话不绝于耳。也许是不懂，或许是
好奇，电视、电台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们，把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连市井
细民在公开场合都羞于启齿的江湖黑话或着眼于两性关系的荤话，毫无羞赧
地说给亿万观众。随着对“流氓”恶感的“淡化”，在公共场合，例如在公
共汽车上，大多女士也很少以此指控他人了。有时偶尔碰到一两位老派人物
祭起此法宝时，亦难以促成群情激愤的场面，反而往往会招来嘻嘻地讪笑。
总之，随着流氓与流氓现象的表面化，人们反而见怪不怪了，难道真是“司
空惯见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吗？这要从根上谈起。
二
“流氓”一词，古代并无贬意。所谓“氓”就是“民”的意思。《孟子》
中就有“愿受一■而为氓”（意为，原意从您这里接受一份产业而成为您的
子民），“流氓”也就是流民，古代或称游民（两者也有区别，流民多指汇
成洪流的失业之民，游民多指失业游荡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是社会震荡
与社会动乱的产物，而社会震荡与社会动乱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周期性地存在
着。封建社会所称的“民”，包括士农工商四大类，他们维系着自给自足的
封建经济，成为社会的柱石，又称之为“石民”。而流民、游民是从“石民”
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失去了产业、工作，在他们原有地方居住不下去了，或
成帮搭伙地在农村中流动，就食于富庶地区或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底
层，在那里勉强求活，前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宋以前，后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宋
以后（这个问题极复杂，这篇小文不能细说，读者有兴趣可参阅拙著《中国
流民》，香港中华版，1992 年）。如果流民、游民愈多，社会震荡不止，很
可能会演变成暴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战争”）造成战乱。通过若干
年的战乱、残杀、瘟疫、饥饿，人口剧减，有余田地激增；人际关系又藉诸
武力、才干做了新的调整，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安其位，不打算再争斗
下去了，社会重新稳定，老百姓仍分为士农工商，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社会在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运转。到了宋代，由于商
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型制的变化与人口的激增，城镇之中游民日众，逐
渐形成了游民阶层。而游民阶层之中的腐败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流
氓。它与古代意义的流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