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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显然清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厄鲁特士兵远比清军为多，这不仅不利于平乱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潜伏了很大危机，使台吉、宰桑们轻视清军，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尔撒纳反叛的覆辄。
当然，如果清军将帅智勇双全，指挥得当，这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会具有强大的威力，也能打败乱军，慑服从征的厄鲁特台吉、宰桑，控制住四部的形势。但是，平乱初期的将军、大臣太无能了，严重贻误了战机，危害了平叛之战。定西将军、内大臣永常，拥有劲兵五千，驻于穆垒，一听到阿睦尔撒纳叛逃的消息，即惊慌万状。当时，“西路各部台吉坚心内向”，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自效之意，显然可见”。业克明安宰桑札木参等，率所部数千人赴永常处，“叩请迁移附近军营居住，以为倚庇”。此时如果永常能“克振军威，诸部得所依倚”，率来归之众，令为前驱，全军奋往直前，“厉兵迅往”，则“追捕叛迹，其势甚易”，也可“早通伊犁声息”，声援班第，拿获阿睦尔撒纳，使西陲安然无事。但是，永常却对来告的宰桑，“不审虚实，疑为诡计，张皇失措，挟其宰桑置军中为质，兼程却走”，又怕乱军追来，急檄驻戍巴里坤的副都统、原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派兵接应，大军匆匆忙忙撤退到巴里坤。永常轻信谣言，以为阿睦尔撤纳已飞越数千里，来袭巴里坤，急忙致扎陕甘总督刘统勋檄调陕西、甘肃绿营官兵来援。刘统勋受其影响，“望风疑畏”，以雍正七年巴里坤马驼为噶尔丹策零派兵劫夺为辞，向帝奏报，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行，清军就失掉了前进基地，后果实难设想。
乾隆帝大怒，连下谕旨痛斥永常、刘统勋”为浮言惊骇，无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气”，贻误了军机，令将二人革职拿解至京议罪，二人之子，或革职在军营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为定西将军，以玉保、富德、达尔当阿为参赞大臣，哈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同时，他又授厄鲁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等人为参赞大臣，并以鄂勒哲依曾在准部办理图什墨勒事务（相当于宰相），“招降人众，易于集事”，“加恩照将军体制办事”，让其统领大兵，与已摆脱乱军控制的萨喇尔同掌副将军印。［25］定西将军策楞遣玉保等领兵一千一百名，于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余兵随后继进，众台吉、宰桑分别随先行部队及大军出发，定边左副将军哈达阿奉旨统领索伦、喀尔喀、和托辉特兵三千，由北路进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达哈将阿睦尔撒纳的奏折送到了京师。阿睦尔撒纳委过于班第、萨喇尔，声称“受恩图报”，拟整顿厄鲁特四部，“并令回人、布鲁特、塔什干、哈萨克等臣服”，“祈赏臣管辖四卫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为四部总汗。［26］乾隆帝拒绝了这一要求，命大军继续前进。在此前后，他几次下旨，谕告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区宰桑、喇嘛，要他们认清阿睦尔撤纳的罪过，协助大军征剿。
进军初期，新封的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从征，征抚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内大臣、参赞大臣、布噜古特台吉尼玛自到军营以后，“颇著劳绩”，“勇往任事”，领兵紧紧追击哈丹，擒获其妻孥，招降众得木齐，受到朝廷嘉奖，晋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余名，与策楞分道前进，使乌噜特、克噜特、绰和尔等鄂拓克“俱归顺”，并向上奏称“可以克期擒贼”。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过，愿“发兵擒贼赎罪”，须遣人前往“抚慰众心”，而鄂勒哲依在噶尔丹策零时，“曾给以调遣众鄂拓克兵马钤记”，现又愿前往谕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机行事”，故令其先行，以“离贼党羽”。后因其与擒获伊犁“贼党”克什木的哈萨克锡喇俱能感激帝恩，“实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于厄鲁特四部大多数人员的支持，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二十一年二月收复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将军、大臣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变乱即将发生，大多数台吉、宰桑转变了态度，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兴兵作乱。原来，这次进军，和十个月前征讨达瓦齐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清军的数量少于从征的厄鲁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大宰桑，起着与上次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类似的作用，伊犁的收复及沿途击败乱军招降各部，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率部从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属人，清朝的将军、大臣很少建立殊勋，而且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庸碌无能的真实面目。当二十一年正月大军长驱直入抵达特克勒河时，探知阿睦尔撒纳与清军相距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将其拿获，不料，阿睦尔撒纳巧施计策，派人至军营伪报台吉诺尔布已将其擒捉，正押送来献。清参赞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这一谎言，驻军不动，且以红旗报捷于定西将军策楞，策楞不察虚实，马上飞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谕封策楞为一等公、玉保为三等男。阿睦尔撒纳利用清军中缓兵计的机会，率残部越库陇癸岭，逃入哈萨克，而策楞、玉保却互相推咎，藉口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职拿解后，继任的定西将军的达尔当阿和负责北路的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更为愚蠢。达尔当阿由西路出，击败哈萨克及阿睦尔撒纳军队，阿睦尔撒纳变换衣服潜遁，清军追及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卒不及驼载”，眼看就要将其擒获，全歼残敌，忽然一哈萨克人来报：即欲捕捉阿睦尔撒纳献与大军，但需待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清军将领“争欲进捕”，而达尔当阿却信其谎言，下令停止前进，驻军以待，他不知道来报之人又系阿睦尔撒纳所遣。阿睦尔撒纳趁清军中计止兵，飞速逃走，免掉了灭顶之灾。哈达哈领军由北路出，遇哈萨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余人于巴颜山，按兵不击，听其逃逸。因此，大军出发数月，停滞不前，无甚收获。［27］
乾隆帝过分依赖厄鲁特台吉、宰桑及将军、参赞大臣的失职，不仅使阿睦尔撒纳儿次逃出虎口化险为夷，大军迟迟不能获取全胜，而且使许多台吉、宰桑对大皇帝、对大将军的才干和威力产生了怀疑，看到几位将军多次“见卖无能”，“皆轻之”。适值与阿睦尔撒纳关系密切的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青衮杂布于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变，撤掉了清政府所设第十六驿至二十九驿的台站，“羽书中断”，信息隔绝，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变了态度，希望完全“复其旧制”，“而耻为我（清）臣，遂从拥清转为反清。阿睦尔撒纳之妻弟杜尔伯特部郡王讷默库首先为乱，接着，从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辉特部大台吉与郡王车布登多尔济、阿睦尔撒纳的弟兄普尔普、德济特、和硕特汗沙克都曼尔济之弟明噶特先后反叛，从征有功为清帝重用和嘉奖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唐木忒等亦相继率部为乱，宁夏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为哈萨克锡喇、尼玛等人诱斩。阿睦尔撒纳得知“四部大乱”消息，从哈萨克归回，会新叛变的诸台吉、宰桑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总台吉，厄鲁特四部“复大扰乱”，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被厄鲁特乱兵杀害。［28］
四、调度有方 迅获全胜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绰罗斯汗、辉特汗等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起为乱，杀将军，抢台站，推立总台吉，西北大乱，警报频传，京师为之震动。原来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生疑议”，认为确实不该进军于万里之外。乾隆帝虽然完全没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时又生变乱，但他镇静自若，没有任何丝毫的犹豫，坚持进军，一定要把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进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莽噶里克等“同谋为逆”后，谕军机大臣说，“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即告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29］
过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与西路参赞大臣觉罗雅尔哈善相继奏报，宁夏将军和起被尼玛等所率布噜古特、杜尔伯特、扎哈沁、“回人”数千兵丁围攻，力尽而死。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长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鲁特。除了过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尔伯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数万来归人这些理邮卜，谕旨还特别提出了边患问题。上谕批驳“无识之人”、“妄生议论”、“谓此事原不当办”的谬论说：
“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睡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侯，既已有机可乘，而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况该夷地近西陲，虽定以疆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30］
第二，必须擒获阿睦尔撒纳。乾隆帝认为，阿睦尔撒纳的漏网，是促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