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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先双忠祠。他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内疚的心情。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处。班第身为定北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作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让他们管好属下人员，安分守法”，各就本业。如果他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使“新附之人，倾心悦服，遇事无不陈告”，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与否，亦得以灼见”。但是班第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陈奏事件外，“不与伊等接见”。鄂容安虽系进士出身，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餐，颇有才干，但不谙军务，又不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定边右副将军，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来仅系台吉达什达瓦手下一员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鲁特四部众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复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层人员的反感。三人本应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对付险局，而他们却“性习各殊”，意见参差，甚为不睦，［19］严重地影响了安定准部的工作。兼之，阿睦尔撤纳过分“狡诈”，早有安排，“其所不悦，尽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党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于自卫，兵散处，马远牧”，一朝有事，“缓急无应”。军营又存贮大量金帛茶布，“夷众眈眈以视”，班第等却不介意。三人又无应变之才，象宰桑敦克多曼集，乃系阿睦尔撒纳信用之人，班第等一闻抢掠台站的消息，就应立即将其擒戮，“以剪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让其“传谕喇嘛，安抚夷众”，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机“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仓卒冲突”，无依无靠，孤军奋战，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20］
尽管乾隆帝对班第三人的过失作了如上的评述，但他并未藉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减轻本人应负的责任。他之所以下达劝告班第不要殉节的特殊谕旨，就是因为他承认和公开宣布此次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他自己的决策有误。正是由于他低估了敌情，只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伊犁一下，就快速撤军，仅留下区区五百名士卒，去对付那“素称狡诈”人心难测的辽阔新域，一旦骁勇多谋、威望颇高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作乱兴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惯例，尽量劝慰三人不要轻生，并命令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
乾隆帝刚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劝班第勿寻短见待军营救的谕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尽、萨喇尔被锡克锡尔格拿获送往伊犁的奏折，当即降旨，谕令策楞加紧征剿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相机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灵柩运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令执倡乱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寻以班第二人义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于京师，亦命名为双忠祠，并“图形紫光阁”。
乾隆帝还破例赐鄂容安谥号为“刚烈”，亲写赞文，其中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等句，对其之死不胜惋惜，深深引为己咎。
三、英主欠妥庸将误军 厄鲁特大乱
阿睦尔撤纳叛逃，伊犁变起，定北将军班第、鄂容安死节，使当初反对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多疑议”，认为不该派军往征，乾隆帝严厉训斥了这些庸臣的怯懦无能，几次下达长谕，讲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讨的沿革，痛责“妄生异议者”，坚持平叛的正确立场。他一获悉乱起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措施，调兵遣将，追捕阿睦尔撤纳及其抢掠西路台站的党羽阿巴噶斯弟兄，极力争取拿获首犯，平息叛乱，安定厄鲁特四部。
此时的形势，对清政府的平乱是比较有利的。阿睦尔撒纳拥众不过二千余人，其游牧已被清军包围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尔亦被押往北京，呼应为乱的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数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合吉、大宰桑，大都至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如准部辖众五六千户的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部大台吉巴雅尔，坚决拥护清朝的杜尔伯特三车凌，以及准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正在热河行宫随侍清帝，领取冠服和赏银，参加宴会。阿睦尔撒纳的继父之子辉特部大台吉齐木库尔、普尔普、德济特、纳噶察等，正由喀尔喀亲王、参赞大臣额琳沁多尔济领着，前往热河入觐。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于大皇帝，愿带本部人员从征，追捕阿睦尔撒纳。齐木库尔、普尔普等还“不顾弟兄私情”，在变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将军、大臣密告其弟欲图谋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拥护清政府的。
在准部四分五裂、各据一部、从逆之人甚少的形势下，清军如果征抚得法，本来是能够很快擒住阿睦尔撒纳平定叛乱的，但是，由于乾隆帝的指挥欠妥和几位将军、大臣的软弱无能惧敌怯战，错过了这一良好时机，延长了用兵的时间，厄鲁特四部再起大乱。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尔撒纳乞当总汗的要求，坚决发兵镇压叛乱，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对厄鲁特四部的形势毕竟认识得不够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着重大的失误。他在平乱初期，不该过分倚赖准噶尔、辉特人员，继续实行“以新归降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尔撒纳反叛消息后的第八天，他特下专诏，封授厄鲁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为汗、公、大臣。诏书说：
“准噶尔部落人等，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
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赐爵。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噶勒藏多尔济封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部之汗），车凌封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封为和硕特汗，巴雅尔封为辉特汗。台吉和通额默根、达瓦、布鲁特封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俱授为内大臣，办理图什墨勒事务，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萨克锡喇仍管噶勒杂特鄂拓克。……噶勒藏多尔济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属，各勤教养，共图生聚，尔等如恪遵朕训，自永受无穷之福。钦哉勿怠。”［21］
乾隆帝显然是想通过封授爵位官职，来促使四部台吉、宰桑效忠朝廷率部从征，因此先命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曼尔济、巴雅尔等，遣派宰桑，“寄信晓谕伊等游牧人众”，“集兵会剿贼众”，随即将这些台吉，宰桑或直接派往军营，或遣回本部，令其统领属下士卒征讨叛军。乾降帝授噶勒藏多尔济等人为领队大臣，送往军营，以鄂勒哲依等中途出痘，特授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骑都尉世职，授恩克博罗特等人云骑尉世职。因贝勒齐木库尔擒送其同母异父之弟阿睦尔撒纳遣派的侍卫，晋其为郡王，并授为辉特部的盟长。［22］以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领兵千余击败阿巴噶斯，特封为郡王。达什达瓦之妻率部众数千户冲破伊犁乱军的阻挠，长途跋涉，赶到西路军军营巴里坤，乾隆帝嘉奖了她这一正义行动，封她为“车臣默尔根哈屯”（意为聪明智慧的王妃）。
他还想利用已成阶下囚的原浑台吉达瓦齐的影响，来促进平乱的顺利进行，为此专门下诏，改变了对达瓦齐的评价，封其为和硕亲王。诏书说：
“达瓦齐原无获罪于天朝之处，伊之残酷暴虐，亦皆出于阿睦尔撒纳之口，迨俘获来京，视之则一庸慤可悯之人耳，且言久思归顺，特以阿睦尔撒纳领兵前往，实不便于其军前纳款，此其肝膈本怀，非由饰说。古者异国降王，或优以封爵，示无外也。达瓦齐著加恩封为亲王，赐第京师，奉朝请。”［23］
达瓦齐感谢大皇帝封王和不杀之恩，“思图报效”，亲写书信，“寄伊亲信之”库木诺雅特台吉诺尔布、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约苏图、车凌多尔济等，“令其协擒阿逆，以彰国法”。后来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封为和硕亲王。”［24］
乾隆帝想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来征剿乱军，这个作法并不坏，但还需要有一条根本性的必具条件，那就是要有一枝强大的清军，在平乱中清军应是主要威慑力量，清定西将军是统率全军（包括厄鲁特兵）的主帅，台吉、宰桑们只能是助手、是向导，是翻译官，厄鲁特军队只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为讨逆的主力军。乾隆帝的失误就在于此，过分依靠准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决定只由西路进攻，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余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会同进剿”，还有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