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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30］
第二，必须擒获阿睦尔撒纳。乾隆帝认为，阿睦尔撒纳的漏网，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复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玛等叛兵杀害一事指出：“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昨降旨黄廷桂，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31］他严令定西将军、定边左、右副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尔撒纳，不将其捕获决不罢休。
第三，取消旧规，拟行新制。乾隆帝初征准部时，并未想完全改变厄鲁特四部旧有制度，只是想作一些较大的更动，恢复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听命于总汗的原有局面，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其各自为守”，同时仿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将厄鲁特人员编立旗分佐领，设扎萨克和盟长，使其既纳入清朝版图遵从帝旨，又保持有相当大的内部自治权，与州县大有区别。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复叛，欲图完全脱离清朝，耻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来的设想弊病甚多，稳定不了局势，难保今后“不生衅端”，必须另筹新制，将其直接辖属于朝廷之下，设立厅府州县，取消其独据一方的权力。
第四，放弃“以准攻准”旧策，主要依靠清军。两年的实践证明，“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军的威力和作用，产生了轻视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后又叛。象上面提到的和起之死，便系一典型例证。身为宁夏将军、尊为钦差大臣的和起，奉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之令，去征讨已叛的辉特汗巴雅尔。巴雅尔既为一部之汗，属人至少有数千户，至少有数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领进攻的军队虽有数千人，可是只有一百名索伦兵是其旧部，余下之兵系他向厄鲁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调而来，其中，尼玛之兵一千五百余名，莽噶里克、哈萨克依喇及额敏和卓各有兵数百、千余不等，因此，一旦尼玛等“操戈相向”，莽噶里克之兵“从后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当然抵挡不住，力尽而死。如果他统有满蒙汉官兵数千，这一悲剧怎会发生。所以乾隆帝改变了方针，放弃了“以准攻准”的政策，改为以清军为主。他在谕中讲到，“现在巴里坤地方，已经添驻重兵，并派调索伦、察哈尔、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协力擒捕”。［32］
第五，一定能夺取胜利。尽管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曾于康熙、雍正时期称雄于西北，大败清军于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锐地、准确地把握住了准部内乱元气大伤这一根本性弱点，科学地断言必能取胜。他说：现“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机有可乘”，“前岁平定伊犁时，偏师直入，业已所向披靡，今该地又经阿逆蹂躏之后，凋敝已极，大兵所至，自可计日戡定，尚属易于经理之事。”［33］
乾隆帝的这一断言，并非随意胡诌无稽之谈，而是有两年来清军进征厄鲁特的历史事实为其依据。二十年春征讨达瓦齐，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万一千余人，就降服了这位曾屡败敌兵统一四部的浑台吉的广阔辖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达瓦齐拥宿卫亲兵万人屯格登山时，奉命侦察敌情的清军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仅带二十四人就“突入贼营冲击，出其不意”，“贼兵大溃”，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仓皇逃走。［34］号称骁勇多谋的阿睦尔撒纳，反叛以后，屡为清军击败，不得不四处流窜。北路领队大臣阿里衮率兵七十余人，便曾于二十一年九月击败哈萨克兵一千余，俘获大量马匹辎重。最能说明尼玛等宰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例证是兆惠的征战。闻听和起被害，兆惠领兵二千余，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从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从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一战于鄂垒，再战于库图齐，又战于达哈齐，前后击杀敌军数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鲁布等“诸贼俱会”，“日数十战”，清军“无不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行至特纳格尔，被敌军重重包围。时侍卫图伦楚领兵八百来援，兆惠率疲军冲出，并往击巴雅尔，然后全师回至巴里坤西路大军军营。［35］兆惠仅以区区二千驻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转战千余里，击伤敌军数千，全军而回，可见厄鲁特四部反清军队士气之不振、军力之衰弱。
乾隆帝从这些战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强了平准的决心和信心，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拨发帑银，抓紧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他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务”，“诚心报效”，授为定边将军，统领大军由北路珠勒都斯进攻，任兵部尚书舒赫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等人为领队大臣，命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领军从西路额林哈毕尔噶征讨，两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系满洲索伦、绿旗及蒙古兵，哨探队于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队于十一日出发，考虑到以往大军进攻，准部台吉、宰桑率领属人逃往哈萨克或潜匿山谷，清军一撤，又归回本部，继续作乱，无法彻底降服，“非一劳永逸之计”，因此这次令随军的绿旗兵丁屯垦田土，并招募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军队粮食的供应，“可资军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无可归之路”，哈萨克也会因“不能久资养赡”，而与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绝根株”，彻底平定准部。［36］
乾隆帝调度有方，任人得当，赏罚严明，将军、大臣和三军官兵奋勇向前，军威远扬，势不可当，而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们却互相残杀，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为其侄扎那噶尔布所杀，阿睦尔撒纳又袭掠扎那噶尔布，尼玛又欲谋害扎那噶尔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收复了伊犁，擒获或斩杀了车布登多尔济、普尔普、德济特、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扎那噶尔布，鄂勒哲依为其子敦多克斩杀，哈萨克依喇败走流窜。阿睦尔撒纳在济尔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御，即行逃走”，计穷力尽，再次逃入哈萨克，富德领兵紧追。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萨克阿布赉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来见，呈述说：去岁阿睦尔撒纳逃来时，“大国遣人索取，沿边居人未即达知阿布赉，是以烦大皇帝征讨”。阿布赉欲将阿睦尔撒纳擒捉，送献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觉，“盗马逸去”。今后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并恳请“带兵效力”，“往来交易”。富德派参领达里库等人前往“宣谕威德”，阿布奈“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并遣使入贡，呈献表文。［37］
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国，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国擒献。八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国边界官员将其尸送到恰克图，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尔喀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看。清军继续追剿厄鲁特“余贼”，至二十四年始告结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民十余万离开俄国，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归回祖国。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锡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为亲王、郡王，封恭格、默门图、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尔丕尔、额墨根乌巴什等人为贝勒、贝子，其余头领分封公、台吉。随后分授其汗、王、贝勒为四盟之盟长、副盟长，按喀尔喀四部之制编立旗盟。“于是四喀尔喀与四瓦喇（即厄鲁特四部）部众皆抚而有之，疆域几埒元代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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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96，页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2］《清高宗实录》卷496，页5、6。
［3］《清高宗实录》卷479，页20；卷480，页12；《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4］《清高宗实录》卷469，页22、23；《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
［5］《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16、21、23；卷492，页14；卷493，页14…16；《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6］《清高宗实录》卷439，页28。
［7］《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9。
［9］《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9、30、31。
［10］《清高宗实录》卷491，页9。
［11］《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
［12］《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6。
［13］《清高宗实录》卷491，页22、23、24。
［14］《清高宗实录》卷488，页3、4、24；卷431，页19。
［15］《清高宗实录》卷494，页2。
［16］《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2、23；卷501，页2；卷503，页5；卷509，页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传》。
［17］《清高宗实录》卷499，页19、20、22。
［18］《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1、25、26。
［19］《清高宗实录》卷501，页5；卷502，页25、26。
［20］《清高宗实录》卷502，页26。
［21］《清高宗实录》卷496，页26、27。
［22］《清高宗实录》卷496，页9、23；卷497，页24…27；卷498，页11；卷505，页11。
［23］《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7。
［24］《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8；卷521，页10。
［25］《清高宗实录》卷497，页1、7、21；卷499，页35、36；卷500，页13；卷505，页11。
［26］《清高宗实录》卷504，页7。
［27］《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