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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曾多次讲道：“国家之正供，原出于闾阎，今地方被灾，应行赈恤，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是属理之当然，虽多何所吝惜。”［13］
乾隆帝所说“水早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系其急欲闻知速为赈救之大事，为此，大发帑银，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其言可嘉，其行应赞。纵观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赈灾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发放银米数量之巨，乾隆帝可谓历代帝君之魁。此非空论，有大量事实为证，姑取数例。
乾隆元年，乾隆帝下谕：地方发生水旱灾荒，其察勘户口造具册籍，皆由胥役吏保经手，他们所需饭食舟车纸张等费用，皆“派累民间”，甚至还需索于灾民，扰得民间不得安宁。从今以后，饭食等项用费，均“动用存公银”，不许“丝毫派累地方”。三年，他因省府州县各学贫寒书生领银有限，一遇歉岁，“不能自给，往往不免饥馁”，“深可悯念”，令今后每逢受灾发赈之时，饬教官开具贫生名籍，送地方官核实，于存公银两内发给银米，资其饮食。四年正月初五日，因上年江南地方“收成歉薄，民食维艰，他“宵旰焦劳，多方筹画，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于当日连下两道上谕，命存留江苏漕粮数十万石，“以备接济平糶之用”。原来户部与江南督抚议定，极贫之户，赈四个月，次贫赈三月，又次贫赈二月，现今改为，下江地方极贫之民加赈一月，上江歉收更为严重，将被灾五分以上的州县之极贫、次贫民人加赈一月，被灾四分以下州县加赈极贫之民一月。［14］
乾隆三十年以前，灾情最重费银最多的，是七年江苏、安徽二省的水灾。七年六、七、八月，江南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水势漫溢，甚于往时”，江苏、安徽的江、海、淮、徐、凤、颖、扬、泗等府所辖五十余州县灾情严重，扬州“民间自中人之家，以及极贫之户，皆流离四散”。安徽凤阳府、泗州、颖州所属州县灾民多达二百二十余万人，江苏更倍于此数。乾隆帝闻悉扬州灾情，十分着急，立谕督抚说：“似此情形，实非寻常被灾可比，朕心深为轸侧”。他责令督抚“不得拘于常例，务须多方设法，竭力拯救，使灾黎稍可资生”，水退之后，定要“倍加抚绥，俾得安其故业，毋致失所”。［15］他除了下谕免除被水州县本年额赋以外，又特派直隶总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学健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办理赈恤水利事务”。八月十一日，因凤阳等十九州县“于积困之余，又罹灾患，非加恩于常格之外，不足以拯阽危”，他谕命除照定例应赈月分以外，加赈二月三月。［16］
乾隆帝先后颁发数十道谕旨，谕令大学士、江南督抚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筹拨银米，赈济灾民，排泄洪水，兴修水利。八月，发赈银二百五十余万两救济灾民。九月初一日，他下谕给大学士说：江南淮安、徐州、凤阳、颖州等处，“今年被水甚重，民人困苦，朕宵旰忧劳，百端筹画，为养民裕食之计”。江南赈济，“需米正多”，两江总督德沛、江苏巡抚陈大受已将江南各州县仓谷三十万石及淮安府、徐州等处存谷二十四万石拨为赈恤平粜之用，又借浙江仓粮十万石，江苏、安徽巡抚前又发银十万两赴河南买麦，现令将山东截留漕米十万石运送江南备用，再发山东登州贮谷六万石海运至江淮，不知能否足用？需米若千，命德沛、陈大受、张楷（安微巡抚）通盘计算，具折速奏。［17］九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江南被水，“需费浩繁”，已陆续拨下江藩、粮、盐三库存银九十四万两米谷一百十一余万石，上江藩库存银八十余万两米谷一百二十万石，今年盐课存库银一百三十万两，以及本年运京漕粮酌量存留，两省现存银米五百余万，因“赈恤之务，必须接济”，“期于充裕”，令邻省再拨银一百万两，备明春之用。此后继续增拨，合计江苏所属二十九州县卫共发给灾民米一百五十六万余石、银五百零五万余两，安徽所属二十四州县赈银二百三十三万余石、米八十三万余石，总计用银一千余万两，赈济灾民七八百万人。［18］此时，江苏在册民田为六十八万余项，征赋银三百三十余万两、粮二百一十余万石，安徽民田三十余万顷，征赋银一百六十余万两、粮八十余万石，合计约为银七百万两左右，而此次赈银一千余万两，为二省额征赋银一倍半，可见，乾隆帝之所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非虚谈。
乾隆皇帝还因有些灾民流往他省，而责令所在地方官员妥善安顿。他于八月十五日下谕说：今年上下两江“水灾甚重”，“朕宵旰忧劳，百端筹画，以拯吾民之困厄”。但思此等穷民携家四出觅食于邻省邻郡者“亦复不少”，著江南、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员，遇到江南灾民，即随地安顿留养，或借用寺庙，或盖蓬厂，“使有栖止之所”，计口授粮［19］。下旬，山东巡抚晏斯盛奏：江省被灾流民，“就食来多，待哺甚急”，已饬令州县官员查明，“每日计口给米，总期宁滥无遗”，并欲让灾民留养一段时间。乾隆帝赞其办事得当说：“此奏与朕意符合，嘉悦览之。”［20］河南巡抚雅尔图亦奏：上下两江今年水灾，“多有穷民就食豫省”，已动支公款，买米分设粥厂，每日计口散给，待其省水涸，即分别资送回籍。［21］
不仅对赤地千里一片汪洋的水旱灾荒进行赈济，就是对虫灾、地震、风灾等灾害，乾隆帝也同样调拨大量银米，赈济灾民。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甘肃、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十二月十三日再震，水涌新渠县，宝丰县城沉没，宁夏“满城官兵房屋尽皆坍塌”。乾隆帝于十二月初九日看到宁夏将军阿鲁的奏折，知道此事后，立即下谕，表示“朕心深为轸念”，责令将军和州县官员作速查明灾民，“加恩赈恤”，“毋致一夫失所”。［22］过了三天，十二日他又下谕说：续据阿鲁奏报，此次“地动甚重，官署民房倾圯，兵民被伤身斃者甚多，文武官弁亦有伤损者，朕心甚为惨切”，着令兵部侍郎班第迅即前往，拨兰州藩库银二十万两，对灾民逐户赈济，“急为安顿，无使流离困苦”。［23］除了发放银米外，他又豁免宁夏满兵借支藩库收拾军器银和应扣驼价银一万九千余两。因宁夏城塌，他下谕命迅速重修，随即议定，宁夏满城旧址低洼，难以重建，移于汉城之西十里平湖桥之东南，汉城旧城单薄，改照满城高厚之式，于旧址内收进二十丈建筑，所圈民地，按户给价，或拨换官地。被灾满汉官民五万户，除给与房价外，因其器具多被损毁，每户再赏银一两。到乾隆四年三月，用于赈济宁夏灾民及重建城池招集流移缮修民房，已拨帑银数百万两。
乾隆帝痛恨匿灾不报和救灾不力的官员，予以申饬和处治。宁夏总兵杨大凯，地震之时，总兵大印皆未保存住，被火烧掉，震后又“怠忽殊甚”，帝立命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另委新总兵。［24］甘肃巡抚元展成延缓行期，未立赴宁夏办赈，斥其“尚在睡梦之中”，难“称封疆之任”。［25］对于敢于任事为民减苦的贤能官员，他则嘉奖备至。以大学士兼川陕总督查郎阿得知宁夏地震，立即从西安“星驰前往”，比驻地更近的巡抚元展成早动身早到达，他甚为称赞，嘉其“闻报即前往，甚属可嘉”。［26］山东平度州知州颜希深，因州遭大水，城几尽没，“灾民嗷嗷，流冗载道”，其母闻之恻然，命发仓粟尽数赈饥，“民赖以苏”。上司以其擅动仓谷，奏劾其过，欲革其官。乾隆帝览疏大怒说：“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宜保反劾，何以示劝。”立擢颜希深为知府，赐其母三品封。［27］颜希深后官至巡抚，子检任直隶总督，孙伯焘为闽浙总督。原宁夏提督俞益谟之子武生俞汝亮，捐制钱二千串、银一千两、羊一百五十只及当铺内所存皮棉夹衣二千九百余件，交与官府，以为灾民赈饥御寒之用，乾隆帝嘉其“念切灾伤，好善乐施”，下谕授俞汝亮为守备。［28］
乾隆帝对于赈济受灾之民，确系异常重视，不吝银米。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以江苏常熟县民朱思藻“因灾望赈”而发怨言，乾隆帝特下谕旨，讲述自己大发帑银米谷贩救灾民之事。他说：
“朕自即位以来，刻以爱民为念，偶遇地方荒歉，多方赈恤，惟恐一夫失所，此实上可以质之天、祖，而下可以对之黎庶者。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29］
这段材料，是很有说服力的。乾隆帝效法皇祖康熙帝，大力赈济灾民，对减少军民损失，恢复灾区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受到了官民的称赞。史称其擢用颜希深后，“天下翕然，颂圣天子如天如神焉”。［30］此语虽不无夸扬圣德之意，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乾隆帝十分重视兴修河工防治水灾，将“河工海防”视为“民生之最要”，先后拨银万万两，委任治河能臣稽璜、高斌、高晋等为河东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大力兴修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河工，成效显著。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六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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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2，页18，19，20。
［2］《清高宗实录》卷44，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42，页20。
［4］《清文献通考》卷21。
［5］《清高宗实录》卷a，页20，21。
［6］《清高宗实录》卷123，页22、23。
［7］《清高宗实录》卷24，页7。
［8］《清文献通考》卷4；范咸：乾隆《台湾府志》卷4，《赋役一》。
［9］陈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