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暗乇倜袂冢确嵛锔贰保徊恳樾穑缃探湮薹剑蚪徊恳榇Γ绱耍蚶裘瘛敖灾啊保墒崭庞嗳А５鄞悠湟椤＃�2］
乾隆帝于五月十三日下的另一上谕，是要求编写农书。他在谕中着重指出，“农桑为致治之本”，皇祖曾绘耕织图，“以示劝农德意”，皇父屡下劝议之诏，亲耕耤田。自古以来，“为耒耜，教树艺”，皆系古之圣人。其播种的方法，耕耨的节候，备旱驱蝗之术，散见于各种经籍，“至详至备”，其后农家之学说，亦各有可取之处，应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他谕令南书房翰林和武英殿翰林编纂进呈。［3］到乾隆六年，此书完成，共七十八卷，他命名为《授时通考》，并亲写序言说：“（朕）日与中外臣工，为斯民筹食用至计，胼胝机杼之苦，日廑于怀”，因检阅前人之《农桑通诀》、《农政全书》等书。“嘉其用意勤而于民事切”，故命内廷词臣广加搜辑，从各书中，“举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异，耕耘之节”，储备之方，蚕织畜牧之利，汇萃成编，以期闾阎务农，“阜成海宇之至愿”。［4］
此后，乾隆帝多次下谕，宣谕重农务农的重要性，责令督、抚、州县官员课劝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他还采取了劝农的具体措施，就是减粮免科，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刺激务农者的积极性。就在他即位之后不久，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史贻直上疏说：“荒地难于报垦”，请将永寿县原报“荒缺地”二千零五十四顷，以四亩五亩折征一亩，折地四百五十七顷，照五等地粮科征。淳化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一千三百零九项，以四亩五亩折合一亩，折地二百七十九顷，“俱照铁地科征”，澄城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七百一十二顷，照下下地科粮。汧阳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一千三百三十七顷，以三等地减作五等，以五等地减作七等，征收税粮。户部议复，乾隆帝批准其议。［5］这六七千顷荒地大量减收国赋，定会促使人们踊跃将其开垦成熟。
影响更大的是乾隆五年七月的一道上谕。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特下开垦闲地减粮免科之谕。他谕“命开垦闲旷地土”说：
“从来野无旷土，则民食益裕。即使地属畸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乃往往任其闲旷，不肯致力者，或因报垦则必升科，或因承种易滋争讼，以致愚民退缩不前。前有臣工条奏及此者，部臣从国家惟正之供，无不赋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议准行。朕思则壤成赋，固有常经，但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画变通之计。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垃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用是特降谕旨，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处，各省督抚悉心定议具奏，务令民沾实惠，吏鲜阻挠，以副朕子惠元元之至意。”［6］
各省督抚遵旨议奏，户部复议，经帝批准，制定了下列规定：“悉听民间垦种”，免征赋粮的土地有：直隶零星地土数量在二亩以下，不成坵段者；山东中则以上不及一亩、下则一亩以外之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地，山西开垦十亩以下为数奇零不成坵段之瘠薄下地，河南不及一亩之上等地，不及五亩之中等地（山坡上岭，土薄力微，收获无多）；江苏未垦之山头地角硗瘠荒地，不成坵段之沟畔田埂奇零隙地；安徽奇零不成坵段之一亩以下的水田和二亩以下的早田；山西二亩以下之山头地角地，山岭水涯高低不齐坍涨不一之地；福建不及一亩之奇零田地；浙江临溪傍崖零星不成坵段之硗瘠地；湖北只能种杂粮、植树之山头地角硗瘠地，早地不及二亩，水田不足一亩；湖南奇零土地，种稻不及一亩、种杂粮不及二亩之溪涧高滩地；陕西、甘肃之山头地角地，四川不及五分之上田、中田，不足一亩之下田、上地、中地，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广东之山梁岗陁地；广西上则、中则水田一亩以下早田三亩以下，云南砂石硗瘠水耨火耕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土地。山西、河南等省开垦地亩较多者，减则纳租。这道开垦闲地免征、减赋的上谕及其具体规定，对促进闲旷土地的开垦，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需专门讲述的是，乾隆帝对台湾的开发，从田赋丁银的征收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照顾。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他特下减台湾丁银之谕说：“朕爱养元元，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闻听台湾丁银，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加上火耗，达五钱余，比内地丁银增加一二倍。著将台湾四县丁银照内地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纾民力”，“永著为例”。［7］二年正月初五日，他又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令减台湾“番饷”及澎湖、淡水二厅丁银。他宣谕说：以往台湾丁银重于内地，已经减征。现闻“台地番黎”，大小计九十六社，每年输纳“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一两余及五六钱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所输“番饷”，即系百姓丁银，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余悉行裁减。澎湖厅、淡防厅之额编人丁，原每丁征银四钱余，著照台湾四县之例减征。
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又免台湾、凤山等厅县额征社饷并粟石折价钱八千四百余两，免各社鹿皮折价银一百余两，减征台属各县“厅番地贴饷银一半。六年五月十四日，乾隆帝再下恩谕，以台湾上年缺雨现今米贵，而蠲免台湾县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未完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二千余两、未完供粟四万三千余石，免凤山县三年未完钱粮七百余两和供粟五千余石，免诸罗县未完供粟二千六百余石及官庄银四百余两，使海疆百姓共受蠲赋之益。
乾隆九年，台湾田赋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台湾统一于清之前，南明郑成功父子执政时，上田一甲（折合内地十一亩三分余）征赋粟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石零二斗。康熙二十三年改为上田一甲征粟八石八斗，中田七石四斗。雍正九年规定，自雍正七年以后新垦由园及自报升科者，改照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下沙则地纳赋，上田一甲纳粟一石七斗五升，上园一甲一石七斗一升，中下田园递减。此后，户部认为，这一规定“科则过轻”，奏请按照台湾旧额（上田一甲八石八斗）输纳。乾隆帝于九年下诏，否定其议说；“朕念台民远隔海洋，应加薄赋，以昭优恤”，除从前（指雍正七年以前）开垦田园照依旧额不减外，雍正七年以后报垦之地，仍照原定之同安下则地科征（即上田一甲一石七斗五升），从现在起，新垦田园，令地方官确勘肥瘠，照同安县则例，分别以上、中、下则定额征收，“俾台民输纳宽舒，以昭加惠边万之至意”。［8］随即具体规定，上田一甲征栗二石七斗四升，中田二石零八升，下田一石七斗五升，上园一甲二石零八升，中园一石七斗五升，下园一石七斗一升六合。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晚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乾隆帝所说征收“薄赋”以“加惠边方”，并非夸张之词，亦非一般圣谕之陈词滥调，确系实情之表述。虽然台湾按同安县则例一样输纳，但台湾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产量远远高于同安县。康熙末年，台湾县新垦之地，因其土肥，一甲之田，“上者出栗六七十石，最下者亦三、四十石”。［9］在彰化县、淡水厅，“田皆近溪，一年两熟，约计一甲田可收产谷四五十至七八十石不等，丰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余石”。［10］雍正十年彰化县一张地契载明，佃人李恩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租垦业户李朝荣之荒地，言定“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11］台湾一甲田相当于内地十一亩三分。上田一甲收谷七八十石至一百余石，姑按八十石计算，仅纳国赋粟二石七斗四升，业户（地主、自耕农）有上田一甲，每年可收入粟七八十石，十甲为七八百石。可见，台湾田赋确系“薄赋”，这对促进台湾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二、大贩灾民 兴修水利
乾隆皇帝弘历不愧为明君，对赈灾之事十分重视。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他特下一道禁止地方官员匿灾不报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
“朕御极以来，仰体皇考诚求保赤视民如伤之至意，广咨博访，庶几民瘼得以上闻。至于水旱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更属朕心之所急欲闻知而速为经理补救者，是以数年中颁布谕旨，不可胜数，务令督抚藩皋等飞章陈奏，不许稽迟，亦不许以重为轻，丝毫粉饰，倘或隐匿不陈，或言之不尽，朕从他处访闻，必将该督抚等加以严谴。盖年岁丰歉，本有不齐之数，惟遇灾而惧，尽人事以挽之，自然感召天和，转祸为福，若稍存讳灾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孜孜不怠，惟恐民隐不能上达，即天下想亦洞悉朕心矣。……夫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用是特颁谕旨，通行宣示，嗣后督抚等，若有匿灾不报，或删减分数，不据实在情形者，经朕访闻，或被科道纠参，必严加议处，不少宽贷。该部即遵谕行。”［12］
他还曾多次讲道：“国家之正供，原出于闾阎，今地方被灾，应行赈恤，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是属理之当然，虽多何所吝惜。”［13］
乾隆帝所说“水早灾荒，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