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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高宗实录》卷24，页7。
［8］《清文献通考》卷4；范咸：乾隆《台湾府志》卷4，《赋役一》。
［9］陈文达：康熙《台湾县志》卷7，《赋役志》。
［10］《台湾汇录》甲集，《大学士阿桂奏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折》。
［1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第三号。
［12］《清高宗实录》卷90，页10、11。
［13］《清高宗实录》卷175，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84，页5、6。
［15］《清高宗实录》172，页4、5，卷175，页29。
［16］《清高宗实录》卷172，页32。
［17］《清高宗实录》卷174，页I、2。
［18］《清高宗实录》卷175，页1、2、29；《清文献通考》卷46。
［19］《清高宗实录》卷172，页37、33。
［20］《清商宗实录》卷173，页39。
［21］《清高宗实录》卷173，页41。
［22］《清高宗实录》卷82，页20。
［23］《清高宗实录》卷82，页20，28，29。
［24］《清高宗实录》卷83，页41。
［25］《清高宗实录》卷83，页42。
［26］《清高宗实录》卷83，页41。
［2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颜中丞母发仓粟赈饥》。
［28］《清高宗实录》卷85，页10、11。
［29］《清高宗实录》卷505，页3。钱泳：《履园丛话》卷17、《孽报》。
［30］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颜中丞母发仓粟赈饥》。
“天下业户、佃户皆吾（帝）赤子”
第三节 “天下业户、佃户皆吾（帝）赤子”
一、“劝减佃租”
雍正十三年二二月二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乾隆皇帝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
“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狼，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溥之义。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捐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丰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此非捐修公项之比。有司当善体朕意，虚心开导，以兴仁让而均惠泽，若彼刁顽佃户，藉此观望迁延，则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联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1］
这道谕旨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乾隆帝处理主佃减租之事的基本文件，虽然后来有时小有修改，但大体上乾隆年间是以此为据的，而且还延续到嘉庆、道光以后，需要略加分析。这道谕旨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其一，田土多为地主占有。在以农立国的当时，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占有的情况，是朝廷确定国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必须对其有一深刻的正确的了解。乾隆帝对此作了相当准确的高度概括，认为钱粮多由“业户”输纳，蠲赋之时“业户邀恩者居多”。联系到后边所言“无业贫民”，便可知晓，这是指的田土多为不事耕耘的地主占有。这一概括是符合当时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的，清初土地占有相对分散自耕农相当多的局面，到了乾隆年间，已因近百年激烈的土地兼并而一去不复返了，皇室、贵族、缙绅、富商、高利贷者集中了全国大多数土地，自耕小农大批破产，出卖祖业，租种原田，沦为佃农。［2］其二；蠲赋之时不减佃租。乾隆帝所说“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是蠲赋之时地主多不减佃租之情的真实写照。从后面的论述及所引的史料，可以看出，乾隆帝的这一概括，又是与实际情形相当吻合的。
其三，是劝减而非令减。虽然知悉贫苦佃农不能分享蠲赋之益，但乾隆帝仍仅只责令地方官员“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租”，而不硬性规定必按蠲赋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规定，不会对促使业主减租产生强烈的影响。既然是劝减，不是强迫减租，业主完全可以自行其是不减佃租。当然，会有一些田多家富的“业户”，欲图博取皇上的欢心，戴上善人的桂冠，而“加惠佃户”，以求朝廷恩赏，也会有一些中小地主摄于佃农抗租斗争的威力，于灾荒之时，酌减租谷租银，但前者毕竟为数极少，而后者又与此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尽管乾隆帝强调“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欲让佃户也沾蠲赋之恩，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广大贫苦佃农很难从这道圣谕得到什么好处。
乾隆帝此谕，对其皇祖之旨来说，是一个倒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兵科给事中高遐昌奏称：凡遇蠲免钱粮之年，请将佃户田租亦酌量蠲免，著为例。康熙帝谕大学士：“蠲免钱粮，但及业主，而佃户不得沽恩，伊等田租亦应稍宽。但山东、江南田亩，多令佃户耕种，牛种皆出自业主，若免租过多，又亏业主，必均平无偏，乃为有益。此本著交部议。”户部遵旨议复：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帝从其议。［3］本来业、佃分免已“永著为例”，可是乾隆帝即位却下了一道“劝减佃祖”之谕，显然在此问题上倒退了。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自京师至易州，共经过七个州县，“民人供应差役，急公可嘉”，已降旨将此七州县参年钱粮全部蠲免，“并晓谕业户等，酌宽佃人租粮，使伊等同沾恩泽”，今思尚有佃种入官田土的穷民，亦当加恩优恤，著将本年官地佃户租银，“照定例每一钱者，宽免三分”。［4］
对于帝之“劝减佃租”谕旨，一些官员并不赞同，他们提出了硬性规定减租分数的建议。五年六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上疏，奏请制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他奏称：“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值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5］
乾隆帝读过此疏后，表示赞同，批示说：“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6］本来这是一次改进处理主佃租务纠纷办法的一次好的机会，皇上皆已亲自批准豫抚之请，并谕大学士、九卿商议可否推行于全国，硬性规定歉岁必让田主减租，实即表示要否定五年前下的“劝减佃租”之谕，如果理政大臣能善体帝之此意，为佃民着想，为缓和主佃矛盾和促进农业生产考虑，就应予以推动，施行于全国，这会对发展、巩固“康乾盛世”起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此时的大学士是张廷玉、鄂尔泰、徐本、福敏、查郎阿、赵国麟，基本上是原来雍正帝任用之大臣，对佃民之利考虑很少，更着重于照顾业主的利益，迟迟未予复议。
不久，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上奏，反对豫抚的主张。他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佃种交租，不出于分收、交纳之二法，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势必滋扰，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7］
陈其凝之言，纯系诡辩。固然，丰收之岁业主不能收全租，歉收岁月照收成分数减租，此等事例，确实存在，而且有些地区还相当普遍，但另一方面，丰年业主于全租之外另行科索，灾荒岁月颗粒不减收取“铁板租”之地主，亦不乏其人，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基本上决定于主佃之间力量的对比。如果为佃民着想，为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官府当然应该于预此事，制止豪横业主虐佃行为，强制规定歉岁按收成分数减租。可是，户部尚书等大臣，却支持陈其凝之利于田主的主张，搬出五年前的圣谕，于闰六月初一复议此疏时奏称：“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敕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更可恶的是，他们竟驳回了乾隆帝允准豫抚规定歉年减租的圣旨，要雅尔图“勿得拘泥原议”，要他饬令州县官员“加意抚绥劝种，务使主佃相安，闾阎不扰”，实即给雅尔图扣上滋生事端、造成主佃纷扰的罪名。当政大臣的如此议论，使乾隆帝收回了成命，同意户部的意见，照旧执行“劝减佃租”的政策。［8］这些大臣目光短浅，气度褊狭，拖住了皇上，使其在此事的处理上未能前进，按当时封建官员的说法，他们可算是使“圣德有亏”了。
继河南巡抚雅尔图之后的主张规定灾年和特恩蠲赋时减租的，还有给事中卫廷璞、御史孙灏和山东学政李因培。李因培于十四年春奏称：山东连遭荒歉，谕许积欠田赋分年带征，此恩“仅及有田有粮之人，而贫者未能沾溉”，请于麦秋收获之前，特颁谕旨，令抚臣广行劝谕，“有田者将本年粮粒，与佃民平分，积年宿逋，不得一概追索”。乾隆帝阅过此疏后，于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下谕拒绝其议说：“佃民终岁勤动，固宜体恤”，“但有田之户，经营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