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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21］
过了三十四年，圣祖钟爱之贤孙乾隆帝弘历，亦下了同样的谕旨，专门讲到皇祖全免一年钱粮之事，宣布普蠲全国一年租赋，其实施办法亦沿此例。大学士、一等公讷亲等遵旨于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四日议奏：查康熙五十一年蠲免天下钱粮，将各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查全国地丁钱粮额银共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请将直隶、奉天、江苏、西安（陕西）、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银一千零四十二万余两，于十一年全免，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银八百六十二万余两于十二年全免，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银九百一十九万余两于十三年免除。耗羡银照旧输纳，留充地方公用。帝从其议。不久又规定，原来不在蠲免范围内的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之票米，四川之“夷赋”，陕西、西宁的马贡，河南官庄义田，广东官租学租，浙江滨海之租谷租银，直隶固安、霸安之旗户屯粮，奉天之米豆，山西之本色兵饷，遇该省届免之年，一律停其输纳。［22］将此和康熙免租相比较，确是十分类似，只不过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之诏还免了各省积欠和应届漕运钱粮，而乾隆十年之谕未提此事，仅此差别而己。
其二，知难而进。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并非轻而易举，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能施此特恩的。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国家财政进一步好转，国库存银有所增加，“左藏尚有余积”，为乾隆帝普免租赋提供了一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十年的时间，并不太长，积累的帑银毕竟有限，兼之，租赋已蠲免上千万两，乾隆七年黄河、淮河涨水，赈济江苏、安徽饥民用银一千余万两，各项支出又大量增加，财经状况不能说可以使人安枕无忧。乾隆六年，户部左侍郎梁诗正奏述收支情形说：“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每年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因为，八旗兵饷和绿营军费日增，雍正元年以前各省绿营总额为五十八万余名，后用兵准噶尔及苗疆，增设十一万六千余名，比康熙时岁增饷银五六百万两。八旗生齿日繁，衣食维艰。应当裁减冗兵，遣派北京闲散旗人往东北屯垦田地。过了四年，已升户部尚书的梁诗正，又上疏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应以持盈保泰。”［23］
姑且按每年余银二百万两计算，十年也不过二千万，除去乾隆七年赈济江苏、安徽一千万，新增余银仅只一千万两左右，加上即位时世宗遗下库银二千四百万两，大致估算，此次乾隆帝宣布普免全国钱粮时，库存帑银约有四千多万两。如若年成正常，每岁田赋、丁银、盐课、关税等项收入四千万两，扣除各项开支，略有节余，那末，这四千余万两的库银，确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有了这笔巨额余银，遇到遣兵出征、水旱大灾等非常事件，就不会惊慌失措，无银支付。［24］但是，这项帑银设若作为普免全国钱粮的储备资金，则显然不太充足，仅免征七百余万顷的地丁银就为二千八百余万两，加上广东官租学租等，大致少收银三千万两，一下子就使存银减少到一千余万，很难应付突然发生的各项急需，正如梁诗正所说“实不足备水旱干戈之用”。
因此，在这时下谕全部免除一年钱粮，必然引起一些才识短浅重利轻仁之人的议论，要知道，康熙帝是当了四十九年皇帝之后才降普蠲之旨，而今皇上刚执政十年就行此举，末免过分匆忙。御史赫泰竟公然上疏谏阻，力言“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25］
乾隆帝一向注重国家财政收支情形，当然不会不知道普蠲将会影响到库银的暂时减少，财政上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他高瞻远瞩，将此视为实现其使民有恒产“本固邦宁”的目标之有效措施，坚决贯彻执行。他特下专谕，严厉斥责赫泰“逞其私智小慧，妄议朝廷重大政务”，“悖谬已极”。他再次重申爱民之意，宣谕说：“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早夜思维，惟期薄海内外，家给人足，共享升平之福，故特颁发谕旨，将天下钱粮通行蠲免，……俾海澨山陬，无人不被其泽也。”他以赫泰不能体己“爱民之心”，“而生异议”，交部严加议处，降二级调用。［26］这样一来，就制止了异议之风，为使普蠲钱粮之旨顺利执行起了重大作用。
其三，成效显著。“朝廷粮赋”，岁岁交纳，违令抗粮，严惩不饶。有清一代，年年都有数十万、数百万贫苦农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国赋，而惨遭贪官污吏豪横差役残酷鞭挞和百般勒索。除了额定正赋，还有各种分外苛派，常数倍于正额。一旦明谕免赋，正额固然不纳，苛派也无从收起，对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确是一大福音，因此受到广大百姓的赞颂。家居江苏昆山的巢林散人龚炜，出身书香门第，父系进士，岳父家乃娄东望族，本人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然屡试不第，著书自娱。这样一位怀才不遇颇有牢骚之雅士，对乾隆帝之普蠲天下钱粮却极力称赞，专门写了如下颂词：
“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突。我侪小人，惟是祝丰年急公锐，稍申媚兹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泽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惟草茅，无以报效，衢歌不足颂扬，祗有清香一柱，祷祝上苍，惟皇子子孙孙永保民。”［27］
普蠲之诏下达之日，“万方汴舞”，这是对乾隆帝大蠲租赋之最好赞扬，可见此举之深得人心，对促进农业的发展，繁荣社会经济，改善中小地主、小自耕农的处境，均起了不可忽视的视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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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4，页5，卷90，页19，卷161，页1，卷172，页311，卷242，页9，卷243，页7。
［2］《清高宗实录》卷3，页30…33/［3］《清高宗实录》卷164，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86，页2。
［5］《清高宗实录》卷311，页28、29、44、46。
［6］《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3。
［7］《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4…37，《清史列传》卷18，《杨锡绂传》。
［8］《清高宗实录》卷10，页2、3。
［9］《清高宗实录》卷90，页19。
［10］《清高宗实录》卷93，页20。
［11］《清高宗实录》卷9，页3。
［12］《清高宗实录》卷2，页8。
［13］《清高宗实录》卷3，页15。
［14］《清高宗实录》卷115，页4，《清高宗实录》卷3，页15。
［15］《清高宗实录》卷89，页8。
［16］《清文献通考》卷14。
［17］《清高宗实录》卷196，页13，卷205，页22：《清文献通考》卷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蠲免》。
［18］《清高宗实录》卷8，页20，卷24，页12；《清文献通考》卷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免科》。
［19］《清高宗实录》卷242，页9、10。
［20］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镯免》。
［21］《清圣祖实录》卷244，页2…4。
［22］《清高宗实录》卷2，13，页14；《石渠余纪》卷1，《纪蠲免》。
［23］《清史稿》卷303，《梁诗正传》。
［24］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口，乾隆帝言需及早停止征大金川的理由时讲到，部库存银仅二千七百余万两（《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扣除十一、十二、十三三年余银八九百万两，为一千八九百万两，加上乾隆帝继位时父皇遗钱粮，库存帑银约四千余万两。
［25］《清高宗实录》卷243，页7。
［26］《清高宗实录》卷243，页7、8。
［27］龚炜：《巢林笔谈》卷4，《乾隆十年全蠲丁粮》。
奖劝农桑 赈灾治河
第二节 奖劝农桑 赈灾治河
一、“重农务农劝农”
乾隆帝记取前代帝君重农务本之历史经验，十分重视奖劝农桑促进农业生产。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他特下两道谕旨，强调务农劝农。一谕专讲“重农务本”。他着重指出：“食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耕九余三，虽遇灾年，民无菜色。”目前，国中尚有未耕之弃地，种稻、黍的方法，“水褥火耕之异”，南方人尚多不谙习，北方民人更不讲求，此皆牧民之官的责任。各省督抚，罕有以身为倡，“课百姓以农桑本务者”。他宣布，从现在起，“欲驱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要求督抚牧令“身先化导”，督抚以民务农桑与否，定州县官员之短长，帝以此考核督抚之优劣。北方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因而常闹灾荒，令户部会同九卿，详议劝民垦种、提高北方生产技术、奖惩地方官员的办法，使“劝课有成”，广大百姓“家有盖藏”，这样，礼乐刑政之教，方可“渐于讲习”。［1］
过了二十天，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九卿遵旨议奏教农之事说：“明农教稼，所以务本也。我皇上轸恤民瘼，恩膏屡沛，洞悉久安长治之道，先筹家给人足之源，特颁谕旨，首重农桑，以力田为小民之切务，以劝课为官吏之责成，诚禹贡王制之良经”，应令各省督抚督促地方官员认真教导，若有成效，“地辟民勤，谷丰物阜”，交部议叙，如教戒无方，则交部议处，如此，则吏民“皆知所劝”，可收耕九余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