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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随后的一些谕旨中，不断强调上谕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针。当他得悉福康安赶往粤西时，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详述不应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并指示对策，让其传谕福康安执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尔一隅，原无难立就荡平，为扫穴擒渠之举。但朕思准噶尔，回城及两金川，俱逼近边陲，关系紧要，且地非卑湿，满洲索伦劲旅，可以展其所长，是以不惜劳费，先后底定，归入版图。安南则向多瘴疠，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马钱粮，徒糜费于炎荒之地。况即集兵会剿，竟收其境土，又须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复，前代群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后不复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已有旨谕福康安矣。”［4］
从这些谕旨看来，乾隆帝全面分析了安南形势，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冷静思考，克服了有时感情冲动办事任性的毛病，从大局出发，才作出了这样正确的决策。乾隆帝一向自诩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准、回之后，武功赫赫，更滋长了好胜骄傲的脾气。虽然攻缅之战军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缅甸局势的变化；缅王积极求贡议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胜和剿平台湾林爽文，被他后来赞之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军大败于黎城，提督、总兵阵亡，官兵损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耻辱，号称威严无比、慑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怎能吃下这粒苦丸，自认失败，有损龙颜？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谕旨中，指责阮惠逐主乱常，袭扰官兵，“实属罪大恶极”，要发兵声罪征讨。但是，乾隆帝毕竟已经执政五十三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又特爱反思，总结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静，便细思全局，回顾以住。安南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千里远征，难操胜算；天厌黎氏，其运已尽，去掉一个阮惠，又会有第二第三个阮惠；耗费巨大，不值一办；“民情反复”，不能久辖其地，前车可鉴，等等因素，使他终于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决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这一决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今后中越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越南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阮惠求贡 乾隆帝二封安南王
（一）阮氏恳切请封 皇上真心许贡
乾隆帝作出不再出兵攻打阮惠的决定时，其心情谅必不太平静。一则堂堂天朝大兵，竟然败于一位“安南土目”手下，提督、总兵大员阵亡，总督狼狈逃窜，不能说不是一大耻辱，有损国威，有损龙颜。再则有仇不报，有耻不雪，龟缩关内，听任阮惠进据黎城，南面称尊，阮家士兵耀武扬威于关门之下，这可以说是更大的耻辱，威严无比主宰四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竟成了忍气吞声、畏敌惧战、不敢言武的“懦弱之君”，更是令人气愤难平，此事怎样向列祖列宗交代？怎样让史臣将此耻辱载入史册？可见，乾隆帝之不再征阮，确系来之不易，他可能经过了十分痛苦的反复思考，最后权衡利弊轻重，从大局出发，才克服了死要面子的毛病，果断地作出了这一明智的正确的决定。
本来乾隆帝已作了应付最坏形势的思想准备，责令沿边将弁把守关隘，防阮入侵，并不想出关击敌，听凭阮氏兄弟称雄关外，但是，看来乾隆帝还是有福之人，皇天又一次特沛殊恩，给与了他变败为胜雪耻洗辱的大好机会，阮惠主动遣使来叩关降顺求贡了。
早在两广总督孙士毅刚刚出关时，阮惠就送回被风吹至安南的清朝把总许昌义，托其呈禀，“诡称黎维谨系已故国王黎维□之子，以次当立，黎维祁不知下落，请接伊母眷回国，求天朝罢兵”。［5］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谕孙士毅予以严厉斥责。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阮惠统军打败清兵进据黎城后，又差人赍表叩关，“情愿投诚纳贡”，孙士毅以其不先将你俘官兵送回，退还表文，不予理睬。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武辉璞二位官员，赴镇南关，赍表求贡。
阮惠这样忙于与清议和求贡请封，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三百年来，安南国王向为黎姓，虽实权不大，总系一国之主，又先后受明、清帝君册封，而且长期是辅政郑楝祖先独专国政，广南王阮氏只割据一方，未能主管全安南。阮惠又系广南王之臣僚，乾隆中年始灭其主，代为广南王，史称为新阮，以原广南王阮氏为旧阮。不到二十年，一个昔日旧阮王之土目阮惠，一跃而为统治全安南之王，很难得到臣民的拥戴。东京黎王的遗臣，辅政郑氏的遗臣遗兵，旧阮王之宗族、故臣，皆未彻底归顺新主，国内人心惶惶，难以安宁。阮惠于乾隆五十一年一进黎城，消灭辅政郑宗一家，五十三年再进黎城，诛其将阮任，均因知悉“民心不附”，而不敢久留，迅速退回富春。兼之，此时他又与暹逻交战，恐其乘后进击。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取得清朝的谅解和承认，受其册封，名正言顺地成为安南国王，对提高阮惠的威望，迫使、诱使安南官民臣服于己，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断遣使求贡，竭力谋求大皇帝宽恕其过，允其纳贡通商，册封其为安南国王。
阮惠此举，正合乾隆帝之意。当他因兵败又不能再战而感到十分为难之时，新阮政府的求贡，给他搭好了一条体面下台的阶梯，给他提供了转败为胜、变失利为成功的大好机会，所以也积极采取行动。双方皆有和好的愿望，故谈判十分顺利。
开始阶段，乾隆帝还碍于面子，不便立即允贡，有所挑剔，随后就十分主动愿意许封了。早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刚悉孙士毅兵败之时，乾隆帝即谕告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要其在阮惠来关“服罪乞降”时，大加呵斥，不要立即允降，“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6］第二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若阮惠“自知伤损官兵，获罪甚大，惧天朝大举进剿”，因而差人至关，“悔罪乞降”，福康安、孙士毅宜“示以严厉”，“若差人再四吁恳，情词恭顺”，俟奏到时，再相机而行。［7］他这样作，显然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虑其有诈，查其是否真心乞贡，二是维护“天朝尊严”，不能在兵败之后立即许和停兵，太伤面子，所以故弄玄虚，但已使大门略为敞开，为议和允贡提供了一些条件。
当孙士毅奏正月下旬阮惠差人求降，以其未放出官兵，掷还表文时，乾隆帝提出了允其上表的两个条件。他于二月二十五日谕军机大臣：阮惠如果“必欲乞降”，须将被俘官兵先行送出，并将杀害提督、总兵之人缚献，方可收受其表上奏。著福康安遵旨办理，待阮惠差人复来恳求时，“如察其情词实在恳切恭敬，可以允准”。福康安当向其宣谕：阮惠胆敢纠众，抗拒官兵，戕害提督、总兵大员，其罪甚大。今尔等既已悔罪吁求，本部堂亦不能不据实代奏。
过了四天，二月二十九日孙士毅的奏折又到，言及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官员武辉璞二员，赍表呈进，左江道汤雄折阅表文，“情词尚为恭顺”，惟以官兵尚未完全送出，故仍予指驳。乾隆帝读后谕军机大臣：
“此次阮惠纠众，潜出滋扰，致官兵损失，并伤及提镇大员，是竟得罪天朝，在所难赦。方今国家全盛，帑藏充盈，原不难统兵进剿。现在带兵大员，谙练军务、久历戎行者，亦尚有人。帑项现存贮六千余万，即费至三千万，亦断不稍有靳惜。且朕办理庶务，惟日孜孜，亦非老而畏事。惟念安南地方，水土恶劣，向多瘴疠，实不欲以天朝兵马钱粮，徒糜费于炎荒无用之地，揆之事理，实不值复行大办。但阮惠得罪天朝，此时虽遣夷目，两次赍表至关，究难遽允所请。”［8］
乾隆帝此谕讲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事实。清政府此时，国库确实充盈，帑银六千余万两，足够打两次平准征回的大战。大帅阿桂、福康安，大将海兰察、明亮，等等，皆曾身经百战，军功卓著，屡克强敌。因此，真正要进行一次大的战争，是有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人力、兵力、财力、物力，以及将帅，皆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有鉴于征缅之失利及安南的天时地利与历史条件，皆不宜再次出兵，故果断决策停征。然而，阮惠损伤官兵，“得罪天朝”，当然不能因其两次遣使求贡，就立允其请，还得再等一等。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因阮惠差人送回被俘官兵，他谕军机大臣：阮惠不敢肆行戕害官兵，收在黎城养赡，现已遵令送出，“尚知畏惧夭威”。著福康安檄谕阮惠，晓以平金川、剿台湾之军威，令其将戕害提督、总兵之人“缚献正法”。［9］
过了两天，三月初九日，以孙士毅送到阮惠之表文，“措词恭顺，尚知畏惧悔罪”，“三次乞降”，送回官兵，且声称“已将戕害提镇之人，查出正法”，谕福康安令其向阮惠索要杀提督之人，因其言不足信。一待缚献，即予代为转奏朝廷。［10］随即又谕福康安在檄谕阮惠时，“须于严正之中，开以一线之路”，如表文“情词恳切，立言恭顺”，即为其陈奏天子。［11］
福康安接到帝谕之后，经过调查思考，向帝奏称：黎维祁“系一童騃昏竖，不足怜惜，其国中亦并无爱戴故主者”。“阮惠既欲号召国人，自必仰藉天朝声势，其畏惧震慑，似非虚假”。但其曾抗拒天兵，此时未便即允其降，“当于拒绝之中，予以转旋之路”。［12］福康安之奏，既充分理解了皇上不再出兵之旨，又符合安南国情，指出阮兴黎亡之必然结局，主张允贡许和，但需有所拒绝，又予转旋，以保持天朝尊严。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