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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13］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四年正月初四、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连下九道谕旨，强调谕令孙士毅立即撤兵返粤。这些谕旨讲了必须撤军的四条理由。其一，大功已成。恢复东京，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兴灭继绝”的出兵目的已经达到，“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其二，安南，“地方僻小，又多瘴疠”，官兵役夫“易染疾病”。其三，粮饷转运艰难。从广西边界至黎城，为供一万兵士之粮，已用役夫十五六万人，从云南出口至黎城，有四十站，用夫十余万。自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须安设台站五十三所，又需役夫十余万人。黎维祁不能调拨役夫，广西、云南力已不支，需广东、贵州派夫接济。不能因“属国逋逃未获，将天朝钱粮兵马，徒滋劳费，久驻炎荒”。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其四，天厌黎氏。“黎氏近年以来，搆乱多故”，黎维祁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侍之人。安南虽小，然立国已久，“未必不关气运，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使能将阮惠等人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以后，不又有如阮惠之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14］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合、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15］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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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2］《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34、35。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6］《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8］《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6。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11］《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13］《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14］《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第二节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一、“天厌黎氏” 不再发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呈报兵败的奏折送到了皇宫。孙奏称：正月初二日，黎维祁来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军赶逐，“声言欲报仇泄恨”。孙即派兵前往迎战，“讵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众情慌乱，国民纷纷逃窜”。孙与提督许士亨统兵对抗，但阮军众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孙“夺围而出”，“带兵徐徐由浮桥撤至北岸”，总兵李化龙行至桥心，“失足落水”，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屏、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及游击明柱等未及过桥，现无信息，自系身殁，入关兵丁已有三千数百名。请求皇上将己革职治罪，“以为调度乖方者戒。”［1］
孙士毅显然隐瞒了自己贪生怕死匆匆溃逃的真实情形。他本来是慌不择路弃众而逃，哪里是“夺围而出”，带兵徐徐过浮桥！总兵李化龙身经攻缅、平金川、剿台湾等多次大战，屡立军功，由都司升至总兵，并非三岁小孩，怎能行至桥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败将挤压推倒落江而亡。许世亨等之所以“未及过桥”，原因不难查明，这就是他们无桥可过，因为浮桥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总督大人下令砍断了。孙士毅不愧是进士出身善写奏折之军机章京，把自己贪功违旨、轻敌丧师、畏死溃逃的特大罪状，缩小、修饰为调度乖方的过失，其言可耻，其心应诛。
乾隆帝于正月二十五日读过孙士毅的奏折后，立即下谕给军机大臣，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失利之因。孙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进关，就不会有此波折。此乃孙贪图功勋，“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国体。孙士毅为“军营总统之人”，万万不可稍为冒险，许士亨系提督大员，亦关紧要，“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为要”，孙与许士亨二人务宜加意慎重，率领官兵，妥速进关。其三，加强边防。阮惠等谅不敢竟至我朝边界，但关隘一带，亦须安顿兵力，孙永清已调兵一千余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于附近各营抽调。其四，宽慰总督。一向行军之际，不能一往顺利，新疆西师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孙士毅带兵出关，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请革职治罪之处，母庸置议。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孙冒昧之罪。其五，征阮与否，尚未决策。此次阮惠等人胆敢“前来截扰”，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灭”。待孙士毅带领大兵安全回关，“将来办与不办，操纵在我，自可徐为酌定”。［2］
过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谕，其基调与上谕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一为言孙之过，削其封爵。阮惠兴兵逐主，天朝理应字小存亡，故遣孙士毅就近筹办。孙陆续奏述安南臣民愿效前驱情形，自请统兵出关，以其“所见甚正”，降旨允行。孙出关后屡奏捷讯，不及一月，收复黎城，册封黎维祁。因其办理此事，“为天朝字小存亡，体统所关，厥功甚巨”，“且汉大臣中有此全才，能为国家带兵宣力者”，自应特施殊恩，故晋封孙为公爵，赏给红宝石帽顶，并谕孙“作速撤兵”。孙士毅若遵照谕旨，迅即撤回，则早已安全进关，乃其耽延一月有余，致阮军“乘间复发”。盖由孙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缚送，“意存贪功”，“因有此意外之变，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而且，阮惠过去既然撤至富春，复率众前至黎城，决非旦夕所能纠集，孙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待敌兵已至，始行迎堵，“桥座又复中断，致损官兵”，“究系孙士毅成功后，不无自满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孙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赏红宝石帽顶，“俱著撤回”，来京另行委用，两广总督著令福康安担任。
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乱常”，经大兵征讨，败逃之后，尚敢纠众潜扰，伤害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现交春令，该处系瘴疠之区，未便即行深入问罪。著沿边各督抚将各营兵弁及时操演，务使饷足兵精，听候调遣，“以备声罪致讨”。
就在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继上谕之后，乾隆帝又连下四谕，除重述孙之功过、爵之赏革，以及调补两广文武大员以外，在其第四道谕旨中，他又取消了进攻阮惠的指示。他说：
“阮惠不过安南一土目，方今国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会剿，亦无难直捣巢穴。但该国向多瘴疠，与缅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国兵马钱粮，糜费于炎荒无用之地，是进剿阮惠一事，此时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俱不值办。……福康安抵镇南关后，若阮惠等闻风畏惧，到关服罪乞降，福康安当大加呵斤，不可遽行允准，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以完此局。”［3］
乾隆帝在随后的一些谕旨中，不断强调上谕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针。当他得悉福康安赶往粤西时，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详述不应再次出兵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