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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印置于綵亭内，校尉抬亭，前张黄盖，列御仗，由中路入太和门，至太和殿阶下。内阁学士捧敕、印，由中阶入殿内，置黄案上，大学士二人立于殿外。鸿胪寺官引经略大臣傅恒由东阶上，至殿簷下甬路东，北面立，随印官二员从行，至甬路东，西面立。大学士入殿左门，捧敕、印由中门出，经略傅恒跪受，转授随印官。鸿胪寺官引傅恒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捧印、敕官前行，傅恒随行，由中路至阶下，安敕、印于綵亭内，随征侍卫前引，由各中门出，随印及执事各官俱随行恭送，至傅恒府第。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赐经略傅恒及随征将士等宴。乾隆帝并赐御用甲胃与傅恒。
傅恒蒙帝厚恩，立志灭敌，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抵达云南省城，随即紧张进行出征准备工作。傅恒与副将军阿桂、阿里衮及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商议出兵时间及行军路线。诸将以缅地多瘴，建议霜降后出师。傅恒不从说：以往拘泥于避瘴，秋后才行，致敌有准备，且须坐守四五月；既糜粮饷，又使军心松懈，应乘军初至，“及其锐而用之”。傅恒之策，有其来源。原来，有人曾向傅恒献计说：元朝攻缅，由阿禾、阿昔二江前往，大致为今之大金沙江。以前鄂宁（云南巡抚）说腾越的银江，下通新街，南甸的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块层布，舟楫不通。如于近江地方造船，运至江边，顺流而下，直抵阿瓦，既快又可省粮运，“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无暇设备。再以一队流江而西，取木梳，“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听从此议，遂遣护军统领乌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云南提普哈国兴出铜壁关，选定于野牛坝造船，因其地山高林密，距蛮暮河仅一百余里，令总兵常青领兵三千及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前去造办。傅恒集众议定，兵分二路。主帅傅恒统军由腾越州西之戛鸠江渡河，经猛拱、猛养攻木梳，再往围阿瓦。此路原定集兵九千三百名，其中有北京满兵一千五百名，由护军统领乌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伍福，乌尔衮代等率领，吉林兵五百名，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统领；索伦兵二千名、鄂伦春兵三百名，厄鲁特兵三百名，由副都统奎林、呼尔起、莽克察等人辖领；绿旗兵四千名，由提督哈国兴领辖。偏师由猛密夹江而下，往蛮暮；有北京满兵二千、索伦兵一千、厄鲁特兵三百，由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及侍卫海兰察等将率领，还有绿旗兵四千名，由总兵常青、马彪、于文焕领辖，副将军阿里衮、阿桂统领此军前进。另由水路行往蛮暮的有吉林、福建水师二千五百名及北京满兵五百名，由副都统明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将领辖。此外，副都统铁保等领成都满兵、绿旗兵四千四百名，分守驿站；侍卫诺尔奔领北京满兵五百及绿旗兵一千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敌；雅郎阿领荆州满兵二千及绿旗兵一千五百名，驻守普洱。议定于七月共十日出发。由于部队陆续到达，傅恒因时日已近，仅领兵四千余名即行。
乾隆帝收到傅恒关于上述情形的几封奏折后，一一作了批示。七月初七日他下谕说：傅恒定于七月二十日进兵很好，“及早进兵，迅速奏功，办理甚善”。但天气尚热，瘴气宜防，野牛坝地势较高，现在造船，傅恒至此地可暂驻数日，既可待后来之兵，瘴气亦可少退。以后进军时，遇到瘴气地方，“须觅高地，设法躲避”，不要勉强前行。［15］过了十八天，七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傅恒仅带兵四千余人即行，认为不妥，立下两谕说：傅恒“系天朝经略大臣”，统兵进剿，“军声必须极盛，更可震慑边夷”，否则，“体统未称”，“不足以张声势”，令云贵总督明德、“将未到官兵，即速催令兼程迈进，照原定经略一路统兵九千三百名之数”，命伊勒图带领，“赶赴接应”，“总在计出万全，毋稍疏忽”。［16］因傅恒奏副将军阿里衮“疮口未收，体气甚弱，不便乘马”，他谕令阿里衮在野牛坝监修船只，接济军粮，俟傅恒攻克老官屯，即命阿里衮移驻防守。［17］以傅恒言阿桂于七月二十日自腾越启程，前往野牛坝，督理造船事务，他谕军机大臣：阿里衮身常患病，性又朴实，见事稍迟，阿桂心细敏捷，二人同在一处，虽陈奏事件阿桂名次在后，“所有诸事主见决断，朕皆责成阿桂，当竭力抒诚，妥协为之”。倘若不肯尽心，贻误军务，必重治阿桂之罪，断不稍加宽贷。将此传谕阿桂，并让傅恒知道。［18］这是为了防止两员大将不和而特发的谕旨。
九月十四日，因阿桂奏缅甸大首领诺尔塔回到老官屯，缅人来书信称，已知清军渡戛鸠由猛拱前进，遂由老官屯派兵八千，从水路迎战，又由阿瓦派出大批士卒，从旱路在暮鲁防守，他下谕指授应付之策。他修改了作战计划，令阿桂停止袭取老官屯，原来因其无人防守，故命“早占要隘”，夺取老官屯，现敌已有备，“轻进无益”，待傅恒到时，会同傅恒商议，傅恒仍由江之西岸前进，阿桂从江东岸进，阿里衮由水路行，三路齐攻，“则一举可成功”。［19］
过了八天，九月二十二日，可能是乾隆帝看到出征近两月，未获大胜，官兵患病者不少，感到克敌不易，不宜拘泥于今年必胜之谕旨，因此谕军机大臣：傅恒与阿桂在蛮暮会合后，能攻破阿瓦，固然很好，“若实难攻取，莫若固守老官屯要隘，筹办军需充足，明年进剿，一举可成”。［20］十月十一日，他又下谕说：“倘师行顺利，直抵阿瓦，一举成功，朕所深望。万一不能”，我兵既克老官屯，已据要隘，即暂将索伦、厄鲁特兵撤回腾越，荆州、成都满兵及京兵、绿旗兵俱屯驻老官屯，“俟明年再办亦妥。”［21］
尽管乾隆帝为征缅甸日夜操持军务，调兵遣将，拨银运粮，筹办马匹枪炮，审批作战计划，十分劳累，但这一切并未能使清军达到克敌制胜的目标，前线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傅恒于七月二十日统军出发，二十九日至南底坝河，土司贺丙预备渡船运送，八月初一日渡完，初四日至戛鸠，由土司接运过江。九月初，四日猛拱土司浑觉降，献驯象四头、牛一百头及其他物品，随即降服猛养。此时，缅人“方秋成刈获，未暇集兵”，且猛拱、猛养非其腹地，故清军行程二千余里，“皆不血刃”，但途中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跌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兵士出发时只带一月口粮，“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又道路不习，难深入”，故傅恒只好放弃攻取木梳直捣阿瓦的计划，收兵而回，十月初一日至蛮暮，与阿桂会合。此行，“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22］
缅军见此情形，知清军不可畏，轻视清军，遂从水陆两方面向清军大举进攻，血战于新街。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缅兵潜至江滩左右扎寨。傅恒遣海兰察等前往“捉生”，拿获缅人厄诺，据供得楞子“头目”呀得诺带船十只、盏拉机带船一百只从阿瓦赶来。傅恒、阿桂在东岸等待，阿里衮、伊勒图在西岸，云南提督哈国兴统领水兵，约定分路夹攻。此时清军实际人数有：傅恒所带之兵除留驻猛养等处外，至新街的二千余名，阿桂带至新街四千四百余名，驻旱塔听候调遣的四千余名，野牛坝运料与蛮暮造船之兵五千名，水师已到六百名，总计一万六千人。
清军尚未进攻，缅军首先来击，十月初十日水陆并进，陆兵先到，“旌旗蔽野，势张甚，”水兵乘船三十余只，沿江而来。清军迎战，阿桂带领海兰察等，挥军以鸟枪“连环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缅兵不支，“遂大溃”，清东岸军夺获大寨三座，“器械米粮无算”，杀敌五百余名。阿里衮带领明亮等由西岸直冲敌寨，击败众军，乘胜追入大寨，缅兵逃散，杀敌五百余名。哈国兴率舟师顺流而下，闽兵跃入缅船，斩杀敌兵，清军“因风水之势蹴之”，缅船“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清军进驻新街。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阅过傅恒呈述此战情形的奏折，非常高兴，下谕说：“此次初与贼人接仗，即射殪贼人头目，杀贼众多，又连破贼垒，夺获贼人纛帜、军械米粮等物，军行甚为顺利，且官兵俱为勇往，朕心深为嘉悦”，头等侍卫海兰察、鄂尼济尔噶勒俱赏给副都统衔，其余有功人员，俱分别议叙。［23］
正当乾隆帝“欣慰”览奏，等待更大胜利的捷讯之时，清军却在老官屯陷入了困境。原来，新街之役虽胜，经略傅恒却病重，“诸将遂欲以是蒇功”，而副将军阿里衮却说：“老官屯有贼栅，前岁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议遂定，进攻老官屯。［24］
清军于十月十八日开始向老官屯进攻。缅军寨栅据大坡，周二里余，自坡迤下插于江，栅木皆直径一尺，深埋于土，遇树则横贯以为柱。栅之外掘壕三层，壕外又横卧多枝之木，锐其枝末外向，名为木签，“守御甚备”，此乃缅军御敌之长技。清军先筑土台，以大炮轰，“遇木轭洞，而栅不塌”，偶折即补，炮攻失效。哈国兴斫箐中长数百丈的老藤，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乘夜前往钩住其栅，以三千人曳藤，欲拉裂其栅，为缅军发觉砍断长藤，此计亦不行。傅恒又用火攻，先制挡牌防御枪炮，一牌可遮护数十人，以两人抬牌前行，十数人各挟薪一束跟随，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去木签，越过深壕，至寨下燃火，不料，西北风突起，栅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