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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各挟薪一束跟随，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拔去木签，越过深壕，至寨下燃火，不料，西北风突起，栅木又沾湿不燃，火反倒向清军烧来，只好撤退。最后，又挖地道，至其栅底，安放火药轰炸，“栅果突然高起丈余，贼惊绕，喊声震天”，清军皆持刃以待，欲待栅破即冲进砍杀，可是“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因“其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清军进攻二十余日，无计可施，而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缅军却陆续增援，使清军由进攻转为防守。［25］
傅恒起初未敢将军情完全如实上报，只是讲“官兵遇贼，俱各奋勇，但染病者多”，还报告一些夺取寨栅等小捷之事，可是，乾隆帝凭其执政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感到形势不妙，需要收兵了。十一月初七日，他读过傅恒呈述一等果毅公阿里衮病故及军情的奏折后，下谕说：
“看来现在情形，贼匪新添木寨，甚为强固。……此时若已破老官屯，贼必胆裂逃窜，即乘胜前驱，犁庭扫穴。倘贱众全力固守，直至此旨到日，仍在老官屯抗拒，则已相持月余，势难必克，又何能深入阿瓦。况前途瘴疠更甚，我兵恐不能支，自应寻一屯驻处所，或遣人往谕缅匪投诚，或以已获大捷奉旨撤兵之言，宣示于众，即可筹画旋师。著传谕傅恒等酌量办理，不可拘执。”［26］
过了四天，十一月十一日，他读过刚收到的傅恒奏折，其中言及缅军新立大栅五座，“木植纵横，编排坚固，难以军力攻取”，欲用计潜攻，这更使他感到需要尽快撤兵。他下谕说：“看来贼众情形，坚立栅寨，骤难攻克”，“我兵与其旷日持久，多伤勇士，不如相机徐图。”“即今已得老官屯，亦当计出万全，阿瓦为缅匪巢穴，固守必甚”。“现在军营人少，奎林、鄂呢济尔噶勒等亦皆受伤，尚需调养，即令由京派人前往，已属无及，若不悉心筹画，恐有疏失。”况此次已将戛鸠、猛拱、猛养等处收服，“军威大振，撤兵不为无名。”即命傅恒遣俘获的缅兵持书前往劝降，同时“即遵旨撤兵。”［27］
又过了七天，十一月十八日，傅恒之奏折送到，其折如下：
“经略大学士、公傅恒等奏：臣等进攻老官屯，日夜奋勉，急图成功。现在贼情，不过藉木栅为固守计，若分兵前取木梳、猛密等处，贼必接应，再绕后夹攻，自当易克。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现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加以领队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击取，贼匪得以全力自固。”［28］
乾隆帝读到这份奏折时，一开始必然会诧愕不已，因为这一奏折太特殊了。傅恒出行以来的几十份奏折，皆是喜报捷音，不是土司降顺纳粮供船应役从征，便是杀敌多少夺寨若干，或者是深入敌区行军顺利，不日即将“犁穴扫庭”，一派大好形势，而此折却突然改变了口气，极言敌栅难克，官兵病亡，悲观之情，狼狈之景，跃然纸上。稍一冷静，此折又必然会使乾隆帝觉察到军情严峻，局势危急。一则，若非军营遭困，这位皇上之第一亲信重臣，决不会改变其长期报喜之习惯，决不会说出急待捷音之天子不愿听的恶耗——无法破敌，师将失败。二则他若细致分析奏折所提供的消息，联系出征以来的实况，便会看出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其一，傅恒统军远征，行程数千里，历时二月余，原定由猛拱取木梳捣阿瓦之计划未能实现，连木梳皆未到，便折回蛮暮，就此而论，这一出征是失败了。其二，阿瓦不能至，老官屯也打不下，荣任副将军的阿桂、阿里衮、伊勒图，是久经征战功勋卓著的大帅，海兰察等猛将亦在军中，天朝第一军国宣力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皇上爱妻之弟傅恒亲临战场，粮草弹药充足，大炮震天动地，条件是够好的了，可是，鏖战多日，就是取不了老官屯，被阻于坚寨之下。此寨尚不能克，焉能进取更为坚固之阿瓦。其三，更为危险的是将士伤病死亡惨重，从全国征调来的四万余满汉精兵，除留驻边境外，参加战斗的三万一千名兵士，只剩下一万三千余名，损失过半，领队大臣亦多患病，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副都御史傅显、副都统瑚尔起、阿第木保等相继病故。顿兵坚城之下，历来为兵家所忌，何况此系在缅甸内地作战，如不及时决策（或退或进），缅兵不断增援，定将陷入重围，明瑞之亡的悲剧又将重演。
因此乾隆帝立即于该折上批示：“以此观之，撤兵为是。”并谕军机大臣：昨傅恒等人以攻击老官屯情形具奉，“已节次降旨令其筹画万全，倘势难前进，即乘时撤兵”。今阅本日奏折，现届冬令，瘴气未消，叶相德等染病身亡，“缅地气候恶劣，徒伤人众，断难深入，令傅恒等即遵前旨，退驻野牛坝，以现在暂退明年再行进兵之旨宣示于众。［29］
又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帝读到阿桂呈报“傅恒身染瘴疠，现患腹泄，颇形赢弱”的奏折后，立谕军机大臣，重申不得已用兵之因，再言官兵不耐瘴疠损伤甚多之情，谕令此旨到时”，“傅恒即驰驿来京，留阿桂在彼筹画撤兵”。［30］
此旨尚未到达，军营已决定与缅军议和。缅军统帅诺尔塔遣使致书，“恳乞解围”，经略傅恒，病势虽重，“总欲攻克贼寨，尽力追剿，不肯允其所请。”副将军阿桂以气候恶劣，“人多疾病，势难再进”，建议与缅议和，“给与回书”。傅恒始终不以为然。于是阿桂遂“集诸将，议进止。”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皆惮水土瘴疠”，“争劝受降撤兵”。阿桂便带领各领队大臣、提督、总兵来见傅恒，齐称“现在光景，实以就势撤兵为是，并各出具甘结”。傅恒“心中甚愤，即欲将众人参奏”，但因病无力，只好听从诸人意见，决定“受降撤兵”。［31］
此时，诺尔塔又遣“小头目”节缀呈上懵驳之书，“吁请停兵，词颇恭顺”，诺尔塔复会见阿桂差往议和之云南提督哈国兴，要求回信。傅恒等遂缮书晓谕，“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若能悉遵约束，即当奏请撤兵。”十一月十七日，缅方使者与清都统明亮、提督哈国兴、侍卫海兰察等人相会，决定了议和停军。傅恒将上述情形呈报，并引咎自责。他奏称：自抵腾越以来，领兵前进，惟期迅奏肤功，但自戛鸠渡江以后，官兵多苦于瘴疠，到老官屯后自己即患腹泄，诚恐有误国事。“更念此次用兵，众以为难，独臣执意请行，致负委任，应请从重治罪。”［32］乾隆帝于十月立十九日收到傅恒之折后，下达长谕，说明“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并决定允降罢兵。他说：傅恒攻取了猛拱、猛养，在新街击败敌兵，围攻老官屯，“势可计日而取”，但水土恶劣，官兵多生疾病，虽得老官屯亦不可以深入。因此，“朕以国威固不可不伸，而叠经夺寨狝贼，殄彼渠凶，亦既奋扬我武，况瘴乡绝徼，气候与内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实属地势所限，非兵力不足军储不充也。朕筹办军国重务，一切惟顺天而行，今审时度势，自当知难而退，不宜复执直抵阿瓦之说，……此时自应姑从所请，以完此局。”所有撤兵之事，“著傅恒等悉心妥议具奏”。［33］
此谕下达不久，十二月初七日傅恒之折又到。傅恒等人奏称：缅王懵驳遣人致书，“恳求罢兵，情愿缮具表文，十年进贡一次。兹差头目二人，呈送洋锦呢布等物，臣等坚辞不受，经头目等率夷众一百八十余人，负荷陈设营门，再四恳求，即饬令接受，将鱼盐菜蔬等物，分犒军士，绸缎银牌分赏夷众。”并令哈国兴谕以纳贡时表文，须遵各外藩体例，“应恭缮具书缅甸国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该使即书写存记。乾隆帝批示：“所办甚是。前此懵驳恳求通商，曾经降旨传谕傅恒不允许所请，今既愿奉表称臣，输诚纳贡，通商自属可行。”［34］
此时，傅恒病重，“官军损失大半”，已是“力不能支”，故军务由副将军阿桂主持。阿桂于十七、十八两日将伤病兵士先撤，十九日傅恒带兵三千后撤，二十一日阿桂统全军于夜间二更时离营撤退。由于形势严重，纷欲早离险境，“将军大臣下至兵丁等，并无队伍，纷纷而回，”相当狼狈。傅恒、阿桂等于二十六日回到虎踞关，留兵四千五百名分驻虎踞关、盏达、遮放，其余满洲、吉林、锡伯、索伦、厄鲁特和绿营兵分队前往永昌屯驻。
傅恒呈上“缅酋纳款善后事宜”，乾隆帝令军机大臣覆议。
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奏称：遮放、猛卯、陇川、盏达四土司，经缅扰散来归，无力耕作，且用兵时曾经出力，应如经略所请，交地方官借与牛具籽种和银三千两，分限五年交完。
“普洱边外十三版纳，现隶内地”，未被掠，“耕作纳税如初”，命总督、提督于本年瘴退后，查其曾被扰累的穷户，借给牛具籽种，设法安集。其近日招降之整欠、景海，未与各土司同供职，应命地方官晓谕，“令就各处土产，数年一贡”。“猛密大山境内，波龙老厂新厂等处，禁民潜往开挖。茂隆厂“自葫芦酋长献厂纳贡，相安已久，”且距缅远，无庸防禁，但令沿边各土司，禁内地厂民越江偷渡。永昌、腾越民人所典干崖、盏达、南甸、陇川、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之地，应派道府督同地方官严查，出示告诉民、“夷”，立将典押之产开报造册，不许隐漏，照本利多寡，收过年租若干，定限八年九年以次退出，嗣后永行禁止，如有违犯，将地入官，治承典人罪，并严禁内地民人“在夷地开铺及与摆夷婚”。将永昌府同知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