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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赫德、鄂宁二人之奏，对征缅之难讲得十分清楚，筹办十万匹马，很难，运送四万名兵士的食粮和十万匹马的饲料米四十二万石，也很难，千里遥遥，人疲马倒，粮饷难继，面对登山下箐如履平地的精壮缅兵，很难取胜，“实无胜算可操”。何况缅军并未侵入内地，两次战争皆系自卫还击，颇有欲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的想法，因此，可以停兵议和。这是久历戎阵熟谙边情之老臣的明智持重之见，本应为皇上采纳。兼之，舒赫德之为人，乾隆帝并非不知。此人精明能干，熟谙兵情，敢于直言。十二年以前，当乾隆帝宠信辉特汗、双亲王阿睦尔撒纳，欲图倚彼平定准部之时，就是这个身为户部尚书、参赞大臣的舒赫德直言阿将反叛，需早为防备，奏请安置其家属、部民于远方，以为人质，防其为乱。乾隆帝大怒，曾下严旨欲将其斩杀，为大学士来保劝阻，始免死革职，籍没家产，罪及其子。不久阿睦尔撒纳果然反叛，舒赫德才复为参赞大臣，授兵部尚书，但随即又因故“夺职为兵，从军赎罪”。乾隆二十三年，舒赫德以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时，得知定边将军兆惠被困于黑水营，立即领兵星夜驰救，与富德一起解了兆惠之围。这样有胆有识不畏艰险的老臣之见，照说应该引起天子重视，细思其议，采纳其言。可是，历史竟似重演，乾隆帝又一次勃然大怒，痛斥其非。
他在舒赫德二人之奏折上批示：“朕早知尔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且舒赫德临去时朕未曾面谕乎？汝一离朕前，必有乖张之事，竞是不知改之庸愚耳！”。同日，四月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深属乖谬”，“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舒赫德在京，受朕调度，承办诸事，颇能尽心，而一离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张之举，实难倚任。舒赫德、鄂宁，俱著传旨申饬，……二人即一同驰驿，作速来京”。［4］第二日、第三日他又四次下谕，严斥二人之奏是“所见大谬”，“甚属乖张，可鄙可笑”，将二人“交部严加议处”，并革去舒赫德尚书和参赞大臣之职，不久赏给舒赫德都统职衔，赴乌什任办事大臣，将鄂宁降补福建巡抚。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协办大学士、公、副将军阿里衮关于缅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里衮奏称：五月十六日，游击巴勒塔等押送被缅军于木邦俘获的贵州兵许尔功等人，来到永昌，许带有缅甸“乞降文书”，和杨重英之书及许之供折。据许尔功供称：被俘至阿瓦后，分给被俘清官使用，“闻缅酋懵驳之母，不愿与天朝打仗，时常劝沮伊子。懵驳与其属下头人等，闻大兵到来，亦皆望风生畏，是以商议乞降”。“杨重英所呈之书称：被俘后解到阿瓦，“讵料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议，且缅国各头目，俱愿投诚。……如蒙允准，望即差官兵持文前来，该国即办贡物，遣令缅目，同杨重英等解送前来。”［5］
缅人“乞降文书”是缅王的掌事官写的，其书说：
“暹逻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砦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段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从中播弄，兴兵争战，致彼此损伤人马。今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6］
缅王掌事官所写的“乞和”文书，追述早年吴尚贤促成中缅和好通商之情，将此次战争归咎于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贪功开衅之过，请求恢复朝贡关系，罢兵和好，“永息干戈”，应当说确是诚意议好。可是，乾隆帝却因其仅遣被俘掠兵丁送书投献，缅王未“束身归命”，又未“专遣大头目赍表前来”，而认为其“甚属狡猾，殊难凭信”，“显系尝试于我”，拒而不许。［7］
二、广调兵马拨银千万两 大举攻缅
乾隆皇帝拒绝了舒赫德、鄂宁停兵议和的建议，不允缅甸“求降”，广调兵马，赶运粮草器械，准备大举进攻臣服全缅。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将军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而谕派北京满兵六千和索伦兵一千名备马一万匹。［8］二月初五日，即明瑞败死小猛育之前五月，他谕军机大臣：福建水师兵丁，于驾驶战船等事，素称精熟，著于沿海营伍内，预行简选利捷谙练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备应用，待再降谕旨时，即令漳州总兵叶向德领往永昌。过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征缅需用水师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战阵，勇敢得力”，调熟习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带领来京，领往云南。同日他又谕令云南巡抚鄂宁备办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绿营兵甚为无用”，调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谕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前往云南。其后，又增遣索伦兵一千名、厄鲁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杂谷土兵二千名，增成都、荆州满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满兵九千名、索伦兵三千名、福建水师三千、瓦寺土兵二千，厄鲁特兵一千，共增兵一万八千名，加上云南兵一万六千、川兵七千、贵州兵四千余，满汉官兵多达四万余人，备有马骡六万余匹。
乾隆帝因前征官兵多受瘴害，染病者多，于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谕两广总督：闻药材内有阿魏一种，“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广东省自然易于购买，但假造乱真者不少，令该督“即悉心备办真正阿魏，务在多多益善”，解往云南。［9］过了五个月，大学士、经略傅恒上奏说：广东已办送阿魏三千斤，统计兵数，概行散给。“查沿边虽有瘴气，讹传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药，不特实能避瘴，并可释其疑惧，于军营大有裨益”。［10］
乾隆帝知道明瑞进攻时，缅兵“寨栅俱用湿木排列，人力骤难摧陷”，很早就谕令多铸大炮。他说：“因思攻坚之策，莫如用炮，所向无不溃裂”。现在军行所带，谅不过子母等炮，其力量未必能如“大炮之得济”，此外未知曾否带有其他“炮位，足资应用”。内地所用威远、大神等炮，重而大，山路崎岖，长途驮载，不易运送，但滇省产铜，若将物料运赴木邦、铁壁关、虎踞关等适中之地，选调工匠，就近铸造，以备军营之用，“其势较为便利”。［11］傅恒到云南了解情况后奏称：“询问缅匪情形，专恃木栅，抗拒我师，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地暗铸大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敌寨，用过后、仍可熔化携带。乾隆帝赞同其法，批示：“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势，贼望风而散矣。”［12］不久，傅恒奏述试铸之情说：铸炮工匠，现已熟悉，六月初五日制成大炮一位，用铜二千余斤，装大铁弹子一个，重十六两，又装小铁弹十余个，各重二两。竖立木栅于三里外，安好大炮施发，“炮子直冲木栅，复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将铸炮的模子略为放大，可铸三千斤重炮。铸炮的方法和程序是“先分节做成泥坯模子，将模子对缝埋入土坑，然后灌入铜水，过三个时刻，“炮身可就”。土坯必须自干，不能用火烘。需预制铁杆。待铸炮时，将官员兵役分带之铜立时熔化，即可铸成。炮身退热，约需二日，掘挖土坑，钻打火门，总计不过四五日，“即可对敌施放，无论木寨砖城，无不应手立破”。乾隆帝读过奏折后，非常高兴，批示：“欣慰览之”。［13］
军机大臣根据帝旨，安排运送了冲天炮四位及测量仪器的官员和炮手。四川原存九节炮十位，先已解滇四位，现又运去六位及纯铁炮子，不久又因劈山炮“最利军行”，运去八十位。此外还有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湖南的铁鹿子，云南亦铸造了大量枪炮弹药。
乾隆帝调拨大量帑银以供军需。三十一年杨应琚征缅时，拨银三百万两，三十二年五月明瑞统兵时又拨三百万两，到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用银二百零五万两，存银三百九十四万余两。乾隆帝因两淮盐商奏请捐银一百万两交内务府供帝赏赉，命将此银解运云南，备军需之用。三十三年三月任傅恒为经略时，帝谕户部于各省留协项下，拨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四月，内务府奏请将广储司银一百五十万两交户部收存备用，乾隆帝下谕说，“现在户部库帑充盈”，此银无需存贮部库，著解往云南供以军需。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离京出征时，云南巡抚明德因办理军需，请拨银三百万两备用，帝以江宁藩库有“历年积存银两”，命拨其银二百万两解滇，又令户部另运银一百万两前往。过了四个月，六月中，乾隆帝又下谕：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既多”，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但部库帑藏亦甚充裕”，此银即备拨滇省军需之用。［14］以上共拨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运往云南，还有户部备用银一百万两，确系充裕，足供军需之用。
三、老官屯身陷险境 傅恒与缅讲和撤兵
乾隆帝在士卒、战马、粮草、枪炮、军装、帑银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三十四年二月举行了隆重的授与经略敕印的仪式和出行宴会。
在钦天监择定的黄道吉日二月十八日，礼部、工部、鸿胪寺官员，设敕、印黄案各一于太和殿内东旁，设綵亭二于内阁门孙，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