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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炮８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军樊崧甫部迅速抢占潼关，其部下董钊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开进到赤水。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西进，关中西安一带已无险可守，军事上处于被动。
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观风察色。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１４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说：“潼关因无兵，已先被樊（崧甫）军占领，其先头到华阴，但是尚无战事。……现延安、甘泉防务，请红军以一部接防。……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
中共中央的反应是积极的。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带上１８名工作人员，骑马赶往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几经周折，才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１７日到达西安。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是不好擅自决定大政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１３日会议结束后，即向“远方”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中共准备采取的措施，请国际批准。
然而，共产国际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其实，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就十分明确。１４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苏联官方舆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日本人共同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１５日，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指出：苏联报刊的文章把张学良与日本和汪精卫集团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维诺夫向蒋大使信誓旦旦地表示：苏联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１６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处在封闭状态下的西安与陕北，没能及时收到这些消息。１５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坚持原来的反蒋抗日的立场。１６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但是由于密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焦急万分，于１８日电告国际，要求重发。
１７日晚上，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几天来张学良、杨虎城被国内外舆论和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搞得骑虎难下。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详细了解了情况，与张学良商量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目前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的意见，希望西安事变能争取到一个好的前途。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１２月１７日周即向毛泽东发报，通报西安形势和与张杨会谈情况，明确提出了不杀蒋的建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抗日）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第四部分第２０章：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4）
共产国际的指示迟迟不来，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张学良一再催问，中共中央也无法表态。张学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发出的通电，盛世才明确表示不能支持西安事变，还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声明。周恩来在西安听说了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在１９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１９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予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毛泽东的报告，把会议的调子转到了是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准备打内战的讨论上，但谁也不能肯定哪个可能性更大些。最后张闻天发言，比较明确地倾向于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主张：“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在作结论时指出：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红军各部队和白区地下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因为这一发动扣留了南京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央指示预测了西安事变的两个结果：“一、造成了日本侵略的胜利条件。二、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力争实现第二个结果，中央定下三点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的解决。二、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纲，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１２月１９日的政治局会议及其指示，表明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开始的坚决支持张杨、审蒋、成立西安中心政权转为争取和平解决，以求得南京的团结抗日。这当然是一个明智的抉择，既维持与张杨的关系，又可以与蒋介石对话。１９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便分别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周的电报中表示：“欢迎宋子文来西安。”“张杨必要坚持，便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给潘的电报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２０日，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就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
１２月２０日，姗姗来迟的国际指示终于到了。电报称：“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１． 通过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２． 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３． 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４． 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直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王明回国后，才向中央领导人说明。张国焘回忆：“他（王明）说西安事变后，美英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斯大林考虑问题首先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他要依靠蒋介石来维持中国的稳定和抵御日本。如果中国内乱，日本就会直接危及苏联。所以，斯大林不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来支持中共。但毛泽东一直是抱着打和谈的两手准备。１５日他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是：“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隐蔽，一切人不得下达。”１９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还说：“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