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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隐蔽，一切人不得下达。”１９日他给周恩来的电报还说：“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现在国际指示要和平解决，并倾向于支持蒋介石。这与毛泽东的两手准备显然是不一致的。
但是，毛泽东仍然把国际来电通报给西安的周恩来，特别指出不要提及联合苏联的口号。周恩来向张学良转达后，张学良倒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他恨的是侵略东北家乡的日本人。他采取断然措施扣留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不是为了挑起内战。但是南京的何应钦等人却向张杨大加讨伐，恨不能在混战中把蒋介石炸死，好取而代之。张学良的确有些骑虎难下，现在既然共产党也同意和平解决，张、杨、周三人的意见就一致了。
第四部分第２０章：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5）
几天来，蒋介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由原来的死硬态度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如果在西安僵持下去，南京方面就会出问题，他的地位有可能被人篡夺。所以蒋也急于找一个台阶下，不能不有所让步。正在这时，宋美龄、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解决西安事变，使和平解决的形势出现了转机。２４日，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举行会谈。宋美龄开门见山地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接着，她与宋子文就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作了明确的承诺和答复。据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保留苏维埃和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共产党可以公开等等。下午，蒋介石会见张学良，认可宋美龄承诺的条件，周恩来再次电告中央书记处：
今日蒋答复张：
……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的拜访使蒋介石十分尴尬。剿共十年，不但没把共产党和红军剿掉，共产党反而上门来了。蒋介石当政十年来，败在他手下的军阀无数，今天轮到他自己丢脸了。当周恩来走进蒋的卧室，蒋介石故意装病躺在床上，强撑起身子请周坐下。周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宋美龄在旁边对周来西安斡旋表示感谢，并表示以后不剿共了。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就告辞了。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登机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日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日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不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亦应承认。”
在这惊心动魄的半个月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精心布置大军围剿，满怀信心地要把红军和共产党一举消灭。当时毛泽东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陕北站不住就再来一次长征，或到鄂豫皖，或到宁夏，甚至作了到苏联的打算。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不愿意打内战，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围剿红军，并且承认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这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红军在配合张、杨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时，迅速南下，占领了泾水以北的大片地区。张学良援助红军的５万银元也按期送到，红军的贫困局面得到改善。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高兴地离开保安，１３日迁入延安城，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但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地将张学良扣留。演了一出先由军事法庭审讯判刑，再由蒋介石特赦的闹剧，然后将张学良“严加看管”。此时，张学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坦然承担对他的一切指控。他既不推卸责任给杨虎城及其部下，还说明发动西安事变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蒋介石恨死张学良，不完全是因为他在西安的丢丑，而是张学良使他的“剿共”计划功亏一篑，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来了。多年之后，蒋介石想起西安事变，还是难消心头之恨。所以，他让张学良做了半个世纪的囚徒，直到蒋介石离开人世，也没有恢复张学良的自由。
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主张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救出少帅。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则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杨虎城也犹豫不决。周恩来仍坚持和平解决。坚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抵抗南京方面的压力。但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不听劝告，反而转过头来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孙铭九等刺杀王以哲。张学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杀，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将领各奔前程，“三位一体”终于瓦解了。周恩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１９３７年２月８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西北军被拆散调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虽然毛泽东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蒋介石终究没有再组织围剿陕北苏区，而是与周恩来开始了红军改编的谈判。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此，真是当初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其间国、共与张、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还有一些秘密无法解开。时隔六十多年后，当记者采访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张学良时，他还是不肯开口。究竟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以基督徒的胸怀宽恕一切？张学良明确表示的只有一点：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他也不会如此坎坷一生。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1）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困境——西进与东返之争——中央希望西路军在河西占有根据地——张国焘要西路军服从中央决定——青海二马围攻西路军——甘浚堡突围——高台战斗董振堂牺牲——血战倪家营子——徐陈激烈争论——中央组织援西军——西路军失败——石窝会议——西路军分散突围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峰回路转。但是对西路军来说，却是雪上加霜。
古浪之战失利后，西路军继续西进，到了永昌和山丹。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月的消耗战，西路军的处境日见恶化。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处于劣势的环境下，红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马家军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而红军没有根据地，兵员伤一个少一个，弹药也越来越少。红军想在战斗中从马家军身上缴获子弹，但敌人也很狡猾，冲锋时带的子弹很少，打完了再回去补充。永昌城的攻防战中，红军伤亡相当大，城中的各个庙宇、空房中都住满了伤员。河西地区没有革命活动的基础，多数百姓都在红军到来之前跑光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开展不起来，冬天必需的皮衣、棉衣没有着落。河西走廊地区此时已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早晨气温是零下１６摄氏度，午间才零下２摄氏度。从鄂豫皖和通南巴来的红军还没经历过西北的严寒，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片光秃秃的肃杀景象，只有沙漠、戈壁滩的大石头，极少树木，柴禾都很难找到。红军中不少人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
这里的环境很不适宜红军作战。红军战士李新国回忆说：“当红９军到达永昌时，３０军已向山丹前进，只留下８８师，红５军也已进到山丹。此时，西路军的部署形成了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达一百多公里。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宽仅四十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地形对我步兵活动很不利。”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