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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粮食关系，弟部定于塞日石路进至漓旺堡。
二、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进止情形必随时见告。
于是彭德怀通知徐海东部有计划地转移，避免与东北军发生冲突。王以哲的帮助使红军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毛泽东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这是一件事关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是进行第二次长征。所以毛泽东特别慎重，征询彭德怀和其他军队领导人的意见。１１月３０日，彭德怀致电毛周朱张，提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一、向西政治上不利。经过高山草地、回民区域，给养不易解决，衣服鞋袜不能克服寒冷。
二、向南政治上好，以出河北抗日为目标，虽师出有名，亦可扩红筹款。但有使张、杨为难。且可吸引蒋向陕甘增兵，胡敌不听我们调动，而乘隙进攻盐池、定边，联成宁夏、陕北封锁，进占保安，动摇基本苏区。
三、向东以援绥抗日，准备在神府东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苏区。
毛泽东的意见与彭德怀不同，他还是希望向陕南转移。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计划。谁知张学良力排众议，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急忙把这个新情况用密电通知彭德怀、任弼时：
彭任：
（甲）李毅（张学良化名——作者注）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
毛周朱张
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含义，毛泽东猜想不出。当时中共中央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张学良会在１２天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在此之前，张学良曾去洛阳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调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被蒋介石一口拒绝。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极为不满，又风闻张、杨部下与红军暗中往来，所以亲自来西安坐镇指挥。他一到西安，就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训话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１２月８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杨虎城对蒋介石说：看国内形势，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与张学良可以有话直说。他对杨虎城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十分强硬。蒋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红军。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面我已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他还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不是张杨二人能改变的。张杨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他们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在反复权衡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第四部分第２０章：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3）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西安事变”发生了。
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发报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收到张学良的电报，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的惊喜。这时，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刘鼎也发来了急电。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在１２日凌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刘鼎正要发报，谁知突然停电了。刘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买电池。深更半夜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待刘鼎买回电池，蒋介石已经被捉住了。刘鼎赶紧发报，中央收到是１２日下午１４时３０分。
西安事变事出仓促，中外震动。中共中央领导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政治局委员又散在各处。王明、陈云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平津白区，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前线。在保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当他们１２日中午被紧急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阅读西安来电后，都万分激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商量对策，张闻天等起草给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给张学良发出回电，通知他中共中央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
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张闻天住处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中共的策略和红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出席会议。据看过会议记录档案的人说，由于中央当时“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由于对西安的情况所知甚少，而国内外各方面颇有点出人意外的谴责张、杨的电讯报道又如雪片飞来，中央在当时的处境是难于公开表态的”。所以，“在事变猝然发生后要求谁能立刻做出一套全面正确的决策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章中透露出会议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个个兴高采烈，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情。如果一开始就有人主张放蒋介石回去，那倒是真奇怪了。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是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主张：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
张国焘在发言中建议在西安建立政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取代南京政府。他还认为，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周恩来和张闻天比较谨慎。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攻，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应该努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张闻天与周恩来的意见基本一致，主张联合国民党正统派，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１４日，毛泽东等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分别通知了在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和远在永昌的徐向前、陈昌浩，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起草了给刘少奇的指示。这些指示精神与１６日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通电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公审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一片混乱。１３日，胡宗南的部队乘夜晚撤退了。张学良将主力集中到西安，将洛川、庆阳都放弃了。大兵压境的局面，一夜间烟消云散。红军各部都积极行动起来，大步向前迈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庆阳、西峰一带。在河西走廊，围攻永昌的马家军也撤退了。
与其相反，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强烈反应，要与张学良、杨虎城兵戎相见。驻守潼关的西北军４２师师长冯伟哉和驻洛阳的东北军炮８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军樊崧甫部迅速抢占潼关，其部下董钊师在华县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