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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法奥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我真不相信世上会有如此美丽的景致，皑皑白雪覆盖着陡峭的山梁，我感觉自己是坐电梯而不是坐缆车上去的。在那里，你能够站在山顶上，手握滑雪杆，下面是上千米深的峡谷，你可以指点江山，然后纵身跃下，你整个人都会陶醉其中。在一次旅行中，我们和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相识了，我也拜倒在了那位美丽的“M”夫人裙下。那几天，在山上，我一直追随着她的芳踪。结果，一天下午，大家都去滑雪去了，我们也就顺便上了个床。又一次的不计后果，又一次的不加考虑，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受到更多的良心谴责。
而立之年的我在男女情事上依然懵懵懂懂。我比那些满脑子想着怎么泡女生的青春期男孩要好得多，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当然，在面对那些觊觎着我，想和我享鱼水之欢的女人时，我的定力依然十分有限。而当我真的遇到一两个投怀送抱的女人时，往往会让她们得逞。
琼和我现在更多的像是朋友，而不是爱人。我们都很怀念二十出头的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对于任何关系来说，共同成长都是十分关键的。我俩的关系在巴黎没有任何好转，我每天琐务缠身，而琼每天都郁郁寡欢。在1953年探亲假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决定试着分居看看。
她和本尼搬回到华盛顿居住，我几个月后回去和他们呆在一起。我把探亲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朱利叶斯•；夏伯和琼了，有时也会独自待着。我去国会山听了麦卡锡的听证会。当一个半月后，我又要重返巴黎时，我的心里依然充满了对冒险的冲动，而琼的心里却不再有这种感觉了。我在国务院混得很好，完全不想回家来干。所以，我们还是一同回到了巴黎。因为我们害怕会就此辞职后，会找不到其他谋生手段，凄惨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我广开耳目，想在新闻界找份工作。我本来就属于这个圈子，我连老东家《华盛顿邮报》都问了，它当时仍然没有派驻国外的新闻采访人员，我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对《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感兴趣，但是没有薪水，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兴趣。《展望》杂志的法国办事处主任比尔•；阿特伍德在考尔斯那儿找了份更高的职位，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有很大地希望拿到他留下来的职位，但是爱德•；科里抢占了先机。
回到巴黎后，我和琼迎难而上。大使馆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些无聊的活。我们要参加鸡尾酒会，但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工作。我们经常要去等待入场的长龙后面，将宾客给接过来，让他们融入酒会的气氛，陪他们聊上会儿天。要想发现个有趣的人的机会太小了，除非你会觉得那些法国的女伯爵们有意思。她们往往其实是出生在芝加哥的爱尔兰后裔，在两次大战之间跟妈妈一起来到法国，为自己赢得了个爵位。真正有趣的人才不会来应付使馆的这些玩意呢，他们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
我和琼从大学街的寓所搬了出来，搬到了西提岛和巴黎警察总局相隔不远的一幢房子里，透过十四扇窗户，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左岸的风光，这里离司法宫也就相隔一个广场。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很棒的新年晚会，每个人都化装成了流氓。女士们都穿着滑到腰间的黑色缎裙，男士们都穿着横条纹的水手衫。我们前一天晚上去了蒙马特里区去找合适的乐手，最后我和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手风琴师，一个鼓手和一位性感的女号手。克劳德•；德克莫拉里是战时法国首相保罗•；雷诺的特别助理和智囊。他是个长期支持激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为了”我们的新年晚会，而在司法宫附近布置了穿得五光十色的守卫，想要突然“袭击”我们，直到我们苦苦求饶，他们才会告诉我们只是想和我们开个玩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5）
我的主要工作与法国的新闻界打交道，然后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去走访美国记者。接下来自然是午餐。我通常在大使馆对面的气隆酒吧吃午饭。在那间酒吧里，伟大的山姆•；怀特几乎永远会占据着一个固定的角落。（在气隆酒吧重新装修时，他们把那个角落给切了下来，送给了山姆。）他是个生活丰富多彩，英俊潇洒而又善饮的澳大利亚人。他是伦敦《标准晚报》驻巴黎的通讯记者，深得这家报纸老板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赏识，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是个声名远播的人物。山姆对政治可不大在行。第四共和国的各届政府，因为国家议会的表决结果而走马灯似的换任。这些大事件距离协和广场以及塞纳河畔的气隆酒吧也就几百米，但是山姆仍然没有什么兴致。但是，一桩丑闻却往往会使山姆兴头十足，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山姆喜欢向酒吧里的男侍者路易斯打听消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初入影坛的小明星身上，放在那些喜欢沾花惹草的政客身上，或是放在与比弗布鲁克勋爵利害相关的事情上。现在我还能想象得出他的样子，他会转过身来，尽管刚过中午，他却因喝醉了而步伐不稳，支支吾吾地说：“路易斯，给我接通玛丽皇后号轮船的电话。”过了一会，电话真的就接通了。
还有一个我想提及的人是《纽约每日新闻》的通讯记者伯纳德•；瓦勒里。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而且消息十分灵通，他将自己对巴黎的知识全都告诉了我，他还向我介绍整个法国、瑞典、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他会说七国语言，还用法语、瑞典语和英语出版过书。我还记得有一次，墨西哥总统到巴黎来访，但是身边人不是他夫人，而是墨西哥的一名女演员。伯纳德负责采访这一新闻，回到气隆后，他轻声地说，“我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她是您的性伙伴吗？”
我在巴黎时经常和朋友打网球。欧文•；肖、小说家兼剧作家彼得•；威尔特、刚创办《巴黎评论》的乔治•；普林普顿、我在《新罕布什尔星期天新闻报》时的老朋友埃利阿斯•；麦奎德在离开巴黎前，可都是我的球友，还有一位球友是初涉文坛的小说家彼得•；马修森。我和彼得•；马修森都亲历了法国文明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情感犯罪。这桩案件的当事人包括奥尔良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的市长医生皮埃尔•；奇瓦里尔，以及他那忠诚但有点呆板的护士妻子伊冯。
这位身兼医生一职的市长刚刚得到第一届雷内•；普列文内阁的提名，实际上他已经换上了正式服装，准备参加就职仪式。他的妻子突然来到他的身边，双膝跪地，请求他放弃这一职位，回到充满关爱的家庭中去。因为男主人会经常离开家，使得家庭生活日渐萧索。他一开始不为所动，自上而下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蔑视。她再三哀求，也没有换得她心爱男人的一丝垂怜。最后，她在绝望中，从自己卧室的壁橱里翻出一把转轮手枪，朝丈夫开枪射击。在她还不满11岁的儿子喊着妈妈从另一间房子里冲出来时，她已经连开了四枪。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伊冯牵着孩子的手，把他关到楼下看门人的房间。然后她返回了血腥的凶案现场，仔细瞄准后再开了一枪。所有为伊冯哀求的人都认为她的罪行是临时起意，并没有预谋。
法国的媒体界疯狂了，他们毫不隐讳地大写特写警察报告、庭审报告、姐妹哭泣的感受、心理作品、小说作品，应有尽有。法国人觉得，正是他们发明了“情感犯罪”。他们打算言无不尽，他们也真的是言无不尽。全国要么就震怒，要么就因为别人的震怒而震怒。审讯从奥尔良转移到了雷姆，尽管有人担心在这位女士的家乡受审，会使得审讯结果不公。但是法国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她定罪。两天后的法庭听证结束后，陪审员们来到了雷姆法院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恰好面朝公共广场。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房间下拼命高喊：“好样的，伊冯！好样的！释放伊冯！”没过多久，这位女士就被宣布无罪开释了。
尽管《自由巴黎人报》第二天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这一判决大概有点过度纵容了，但是整个法国基本上都支持释放这位女士，我和马修森都觉得这件事作为《纽约客》上“年度犯罪纪录”的素材正好。一个周末，我们在我大使馆的办公室地板上摆好了上百个剪报材料，就开始动手写这篇文章了。其实“改写”这个词可能更为合适吧。我们把第一稿交给了欧文•；肖过目，他几乎没有犹豫就自愿提出把这篇文章转给威廉•；肖恩，还附加了个人的推荐信，内容大致是：“这是我的两个朋友写的故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过了一段时候，马修森回到了美国，整个提议也就落空了。
几年后，彼得•；马修森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故事在《纽约客》又旧事重提了。但是有两个问题：首先，《纽约客》不允许作者署两个人的名字；第二，编辑也想再加入点新的信息。马修森被迫无数次地改写这个故事，而我对再报道几乎没有再做什么贡献。1958年11月1日，这个故事在《纽约客》的“年度犯罪纪录”里登了出来。标题就是“大概有点过度纵容了”，署名是彼得•；马修森，他也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稿费。这两样都是他应得的。
尽管我个人的生活依然十分倦怠，但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