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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会对所有相关人士加以报复。我必须让“天生”就知道怎么待人接物的邓恩大使来处理这件事。邓恩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而且他已经快要退休了，才不会想让像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这样的人来让自己蒙辱呢。他大开绿灯放行，但是要我找格雷厄姆•；马丁批准。马丁微笑着点头同意了。
现在我要对付的就只有罗伊•；可因和戴维•；沙因了，但他们却让我撞了铁墙。他们知道凯•；波义耳的书在美国新闻处德国分处的图书馆里是被禁的，但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凯的丈夫就是图书馆的职员。这一禁书令在欧洲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他们也试图查禁《中国响惊雷》一书，西奥多•；怀特和安娜•；李•；雅可比在这本书里谈到了中国旧制度的崩溃。他们也知道西奥多•；怀特可能会出席巴黎举行的某场记者招待会。他们明确拒绝在周五召开记者招待会，后来也否决了在周六开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最后才同意在周日下午举行。
我们之前就做好了应对这些紧急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要求记者这周日留在市里，而不是在巴黎的情调咖啡厅里享用午餐。我们收集了五六十个电话号码，包括记者家里的、宾馆的、饭店的诸如此类。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到批准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尽最大可能找到了五十名记者，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坐在前排的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他正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番。他的两边坐着两个脾气暴躁的英国记者。
布赫瓦尔德刚弄到了台先进的卡式录音机，麦克风藏在了常规大小的一块手表里，电线穿过他的左袖，通过背部，一直连到他放在右边口袋的录音机上。“你们没必要记笔记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会把这些全都给纪录下来的。”我对他的小玩意可没他那么有信心。我的秘书玛戈特•；麦克柯劳德和玛丽•；泰蕾莎•；巴罗都打算将所有的发言给速记下来。
新闻发布会开始后，我一直忐忑不安，我还发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开场白。
坐在布赫瓦尔德身边，个子不高的路透社记者抄着一口发音清晰的英国腔，问了第一个问题：“可因先生，沙因先生，你们从事自己的工作心情愉悦吗？”情势从此就开始急转直下。
“您多大年纪啊，沙因先生？”塞•；费里丁叫嚣道，他当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后来证实他曾为美国中情局完成过一些奇怪的任务，但那时我们都不知情。）
“我希望，先生，您能不能向我们证实，您有权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吗？”另一个事先预谋好的英国记者，咧着嘴笑着问道。我们都看着沙因站起来，从裤子后袋里拿出了钱包，取出一份盖过戳，受到麦卡锡担保的身份证明。这一对话成了第二天英国《每日电讯》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妈妈，快看，我们可是有委任状的！”
布赫瓦尔德一直举着自己的右手，装成要提问的样子，其实是让自己的腕表麦克风占据有利地形，记下问答中的每一句话。每次轮到我点记者提问时，我都会装成没看见他，而可因或沙因不时会叫到他，他就会现编个问题出来。
大多数记者都把提问题看成了找乐子。他们舒舒服服地靠着椅子坐着，看那些追捕共产主义者的“勇士”们局促不安。在这场折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路透社的通讯记者问到：“你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快乐的呢？”在招待会结束时，他提得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确定自己在工作时心情愉快吗？”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终于爆发了，他们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怒目相向，两人连看对方的时候眼睛里都冒着火光。我们大多数人都到了英国酒吧街对面的气隆宾馆酒吧里等待，布赫瓦尔德在那里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高科技产品从身上给卸了下来。当时一片沉寂，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打开了机器。
整整二十分钟，除了低声的嗡嗡作响以外，什么都没记下来。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决定尽早离开巴黎，前往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英国。英国的记者们希望我们能透露一下他们飞机的航班号。但是当我稍后打电话给可因的时候，他就冷笑了一下，并在沙因开口告诉我之前，堵住了他的嘴。因为大使馆并没有负责安排这次旅行，我没法从使馆相关官员的口中得知航班号。最后我给克莱姆•；布朗打了个电话，他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常驻迎宾人员。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得拿到可因和沙因的航班号。布朗一贯以自己的手段灵通而自豪，十五分钟后，他就拿到了航班号。我们把这个透露给了英国的媒体。希斯鲁机场聚集了一百多名“接机”的英国记者，他们都嚷嚷着询问有关可因和沙因行程的细节问题。可因和沙因赶紧搭乘下一班航班飞回了家。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无法再忍受军方和麦卡锡听证会的闹剧，结果可因和沙因终于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可因和沙因的垮台贡献不小，可能还通过他们，渐渐地带来了整个麦克锡主义的败退。就像在国内外奋战在外交战线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告别了当时的一场重要战役。我不愿意错失任何战争，尤其是这一场，我帮那些自取其辱的人，把脸丢得更大。
就像预期的一样，可因和沙因查禁美国新闻处的一本书是怀特的《中国响惊雷》。我们都告诉怀特，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直到他向我们指出，每月一书俱乐部那时正要考虑把他的新书《火中余烬》评为主打书，可是这家俱乐部不愿意冒险选择一个曾经被查禁作家写的书。怀特当时是《报道者》杂志的通讯记者，他一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尽管他生活中需要钱，但他却从来没以此作为理由来要求点什么。
我曾经替怀特起草过一封给道格拉斯•；狄龙的电报，去索取他的签名同意。狄龙当时刚刚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新任驻法国大使。我们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部、教育文化事务局等机构让怀特的记者证重新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同盟国空军欧洲指挥官劳里斯•；诺斯戴德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查制度。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时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狄龙做出了，我迄今为止所知的最为大胆的外交姿态，他将我能够阅读的材料解密等级从“高级机密”提升到“仅供国务卿查阅”，并且让人高兴地推动了那本书尽快解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4）
问题解决了，《火中余烬》被每月一书俱乐部评为主打书，怀特和南茜在告别宴会上终于买得起鱼子酱了。此后，怀特成为了一名富有才华、勇于探索的政治历史学家。
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勇敢和冲动并不多见。我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外交家们的信任，因为我相信，考虑到种种情况，新闻随员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这一处世之道给我找了麻烦。当时我意识到，不管什么时候美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往国务院发了一份备忘录，苏联人就永远会召集一次会议，往记者们的耳朵里塞满对自己有利的外交言辞。当时美国的政策是不对这些备忘录发表任何评论，所以世界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所听到的，都是经过共产主义者巧言修饰后的新近外交动向。
不发表评论的政策看上去就和不爱国没什么两样。因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也把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列到了收信人列表里，我们能收到那些备忘录和他自己的分析，我也有机会读到了这些东西。他的电报无一例外地都指出了苏联政府的阴谋诡计，并且介绍了与苏联说法相冲突的情况。我开始向询问的记者提及这些事实。记者们也开始询问我更多的情况，因为我的答案让他们感到满意。所以突然一下子间，有关苏联政府的内幕消息就出现在了电台的广播中，出现在报纸上，并且还注明了这些短评来自巴黎。
国务院对这一情况也提出了抱怨，是个人就知道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走漏了风声了。也没花多久，怀疑的焦点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没有自首。但是有一天狄龙大使问我道：“是你吧，别告诉我说不是？”我承认了，并且还说出了理由。狄龙笑了，甚至还点了点头。但是，他说我们最好最近别这么干了。当时在大使馆的各个部门之间，大家都只想着怎么明哲保身，没多少人有什么创新精神。外交工作的需要让我来到了巴黎，但是我知道很明显我在这个领域里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使馆和我对此都心知肚明。
我对巴黎和法国都满怀深情。那里物价很低，要是在黑市上用美元换法郎的话，物价就更低。那里的生活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让人非常兴奋。酒和食物都是最好的。我当时的收入是8500美元，那里有上百家不错的小餐厅，花上一个多美元，就能在餐厅里吃上顿精致的午饭，还能喝上杯葡萄酒。我也不能不提一句法国的女人，不管是在咖啡馆或是在街上碰到的，也不管貌若天仙还是长相普通，她们都会怀着自信和兴趣把你上下打量一番。而经历家族几代人的传统，我是一个容易压抑自己的人，这一点看上去是如此复杂和让人生厌。
每一周，琼、本和我都会离开巴黎市区，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我们会在公园野餐，会去沙特尔观光，会去罗亚尔河谷品尝美酒。我们和麦奎德一起在诺曼底消磨了整个夏天。我们还在周末去过伦敦、日内瓦和德国。我当时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