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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觉得有多大意思，更别提玩出点创造性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令人尴尬的是，我根本不觉得这有何尴尬之处。在不涉及政治的领域，我的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非常保守。我把要在最低限度上改变这个社会的意愿都深藏在心底，因为任何一点改变都会首先改变我自己。其实巨大的改变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将会走向战争，而且这一改变来得比我们想的都要早。我曾和加拿大皇家空军负责新兵招募的军官谈过，结果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和我的父亲一起说服了我，让我待在海军后备军官训练营里。结果，我就只参加了两节飞行方面的课程。我开始努力学习，想要尽早拿到学位。如果我每个学期都上五门到六门课，而不是四门课的话，同时我又参加夏季学期，而海军又能让我们差不多同时学习海军科技3号和4号课程的话，那么，我就能在1942年的8月毕业了。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花两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就能从哈佛毕业。但是可惜啊，我要是没有在沉重的学业压力下垮了下来，也没拿那么多门的D，就好了。
其实谈起学位问题，我也感到脸上无光。在教育我这种大器晚成者的时候是吝惜不得时间的。但是，我、波特和别的十个预科学生都疲劳不堪、心浮气躁，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我们决定快点解决这个问题。我搬出了“近墨者必黑”的“耗子窝”宿舍，我和雷蒙德就是在这儿分的手。“耗子窝”是指一群大学生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集体合租的房子，我们的房子位于普莱门托大街52号。我们的这个小圈子的最主要目的和利益就在于参加晚会，找份工作并打败耶鲁队。这和我想要进行的学习简直是八杆子都打不着。在我大三过到一半的时候，我搬回家和父母同住。就在那段期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我们那一代的所有人都清楚地记得，在1941年12月那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自己身处何地，正与谁相伴。我当时和父母呆在家中的客厅里，蹲在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边，反复收听电台的播音。那架收音机沉重的长方形机体内满是电子管和电路，机体上方是一个圆形的扬声器。当年，通过电波，我们在收音机前，被“亚摩斯与安迪”栏目、弗莱德•；艾伦、杰克•；本尼、爱德•；温和乔•；彭纳逗得捧腹大笑。
我还记得这次广播是在马尼拉的一家宾馆的天台上播出的。播音员描述从天而降的炸弹是如何爆炸的。我试图了解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说自己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时，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之前还会怀疑是否自己会被卷入战争，现在这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考虑的是何时会被卷入战争。当我们确信战火已无法避免时，我有一种奇怪而欣慰的感觉。那些困惑年轻心灵的迷惘选择已随风而去。我们也无需再为自己长大以后要选择什么道路而困惑，甚至不必考虑自己明年暑假要去哪里。我打算夏季学期开始后返校，并参军入伍。这就是娃娃英雄兵本尼•；布莱得利所要做的事。但是，我当时只要再过八个月零一天的时间，就能拿到学位了，这样我也能拿到海军少尉的军衔。我实在无法抛下这一切，当天就去报名参军。所以我必须完成在哈佛的学业，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人生阅历和给自己找点乐子。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最后八个月的学校生活仍让我头昏目眩。为了能毕业，我选了六门课，因此被迫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不能再通宵打桥牌了，不能再在AD俱乐里和乔•；里德推杯换盏了，也不能再参加哈佛的任何课外活动了。因为即使我想一鼓作气在八个月内毕业，我当时还处于试读期。琼和我的关系也稳定了下来，尽管她的这个春天和冬天都是在纽约度过的。她当时大概是边学习，边做一份幼师的工作。我们甚至开始谈论是否要订婚，甚至是要不要在我参军前结婚的问题。我已经二十岁零四个月了，而琼在珍珠港遭偷袭一个月后，过完了她的二十一岁生日。
五十多年以后，我真得想弄清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那时我们都知道，我几个月后，就将乘一艘驱逐舰奔赴战场。而在太平洋上，如果运气欠佳，我的驱逐舰将会湮没于茵茵海水之下。我们竟然还想要结婚。但在我们考虑婚姻问题时，琼的一位好友派特•；科特勒与哈佛的一个名叫鲍勃•；富勒的人结了婚，并怀上了他的孩子。鲍勃•；富勒也是在哈佛的后备军官训练营里受的衔，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在太平洋上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牺牲。我们为此感到很难过，但是单纯的我们还是对未来满怀信心。有一天下午，我走进了索顿斯托尔一家在布鲁克林的房子。琼那些无礼的姐妹们并肩站成一排，反反复复地唱着：“本要娶琼啦！本要娶琼啦！”我从她们身边走开，来到琼父亲的面前，请求他将女儿许配给我。那天晚上，楼上的抽水马桶再也没响过。这显得正式而令人生畏。他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对彼此口袋里有几个钱都清清楚楚。对经常出现在索默塞特俱乐部晚餐桌前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常识。
我爸的钱包又慢慢地鼓起来了，因为波莉婶婶“终于”断了气。弗莱迪、康妮和我每人都拥有了一只价值十万美元的蓝筹股信托基金。这每年会给我带来4000美元的收入。我参军后的薪金都没这高。琼的收入比这略高，但是我有些地方的花销没法省。琼的父亲颇有绅士风度地告诉我，我还太年轻，我应该和父亲一起到市政大厅去领一张结婚证。他微笑着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就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祝我们幸福。琼家里那些如乳臭未干的几个孩子也知道，我和琼这一对算是成了。
我们为什么要匆匆忙忙结婚？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觉得，婚姻的春风会将之前不敢承认甚至面对的那些疑虑荡涤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潜在的爱国意识和其他幻影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觉得这会带给我们彼此的生活更多的意义呢？我们的父母都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担心。我和琼之间更是没有过任何忧虑。
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在我毕业、授衔和结婚之前，我们手忙脚乱、忙忙碌碌，想尽办法应付各种事务。我的问题就是要想结婚，我就先得授衔，不然三年的军官训练就白费了。而要想授衔，就得先从哈佛毕业，因为只有大学毕业才能获得后备军官训练营的授衔。而要毕业，我就得先想办法解决之前一年半里自己惹下的那一大堆乱子。
1942年6月，我的大三生活也临近尾声，试读期终于结束了。我只有很少的学科拿到A和B，有几个D，可以想象的到，绝大多数科目我拿的都是不太光彩的C。看上去只要我暑期班里再学上四门课，并且顺利毕业，尤其是在海军4号课程能过的话，我的目标就能实现。我搬到索顿斯托尔家在马萨诸塞州多普斯菲尔德的家中居住。每天早上我在去哈佛上学的路上，都会遇见那些穿着布鲁克兄弟牌泡泡纱衣服，带着草帽的商人。琼的继母马嘉成了我的眼中钉。她控制欲极强，经常对我们横加干涉，在战时筹备婚姻的不便更让她心怀不满，因为汽油调价使得参加婚礼的宾客无法出波士顿去观光旅行。
1942年8月8日终于到了，这是一直令我兴奋而又紧张的一天。在这一天上午10点，我终于提前十个月毕业了。那天中午，我和其他十一个来自没有名气的欧裔美国白人新教徒寄宿学校的学生一起，接受了授衔。我成为了本杰明•；克罗宁谢尔德•；布莱得利海军少尉，编号是183735，身份是海军常规军志愿兵。这样，我成为了我们班第一个加入海军参战的人。几个小时的忙乱后，我们的婚礼在里兹大酒店边的林德塞纪念教堂举行，婚礼的接待处设在了切尔顿俱乐部。在索默塞特俱乐部常客的眼中，男女双方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哈佛生涯（6）
在灯塔街267号的“总指挥部”里，我母亲可不会坐看事态失去控制，她一边换好衣服，一边叮嘱我妹妹赶快着装，还担心我哥哥能否及时从堪萨斯的赖利要塞赶回来，因为他当时在那里驻扎。在午餐时分，气氛十分紧张，我父亲大骂一声，声明自己要在里兹饭店开个套房，来给自己一方平和与宁静的圣土。我母亲对他尖叫，让他别再喝酒，不要“毁掉这个婚礼”。我决定陪在父亲身边，让他保持冷静的头脑。在我们乘计程车前往饭店的路上，老爹鼓足了勇气，问我有没有性方面的困惑要向他请教。这是他以前从未谈及的话题。事实上我真的有很多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向他请教。但是我和他一样尴尬，我在车厢里对他撒谎说，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让他不用担心。
8月8日是那年里最热的一天，可能也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我还记得自己穿着一套蓝色的西服，汗流浃背，因为那套白色的西服没有准备好。但是那个婚礼简直完美无缺，更别提那些成功的伴娘和招待员了。弗莱迪赶上了我们的婚礼。我母亲一直微笑着，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我父亲一直都很冷静。琼的生母接受了参加婚礼的邀请，起先，约翰•；L•；索顿斯托尔拒绝邀请她来参加接待会。
琼和我也熬了过来。我们那天晚上就寝于罕布什尔大厦，但是我既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到那儿的，也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到那儿的。新婚之夜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我们都很年轻，都还不谙世事，没有什么经验，对于已知和未知都有一点担心，但是我们已经踏上了这场奇妙的旅行。我们在圣劳伦斯河的千岛群岛上的一座别墅里度蜜月。我们从纽约市区坐火车到了纽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