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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夫人。
陈伯达感到事关重大，还是以“我想不起来”为由，妄图搪塞过关。法庭紧追不舍，当场两次让他看影印件，在铁证面前，陈伯达只得供认：“我的签字是事实”。
法庭接着调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等１５人。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诬陷案：原来天津出现的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头上。听听法庭审理，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吧，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３４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３４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吧，３４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不是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利令智昏“发疯的时刻”，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法庭对陈伯达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进行调查。
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
陈伯达回答，“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１９６８年５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出示宣读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陆定一专案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出庭作证。在证词、证人证言面前，陈伯达无法推卸罪责，只好承认犯罪事实。
三、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冀东惨案”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８时５５分，陈伯达被再次带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法庭开始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进行调查。
这篇搅乱全国的社论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把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牛鬼蛇神”，煽动要“横扫”他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群众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
庭审开始，审判员李明贵问陈伯达，这篇社论是不是他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陈伯达回答说：“是我审定的。是我口述，他们写的。口述和自己写的是一样的。”
接着，法庭宣读了钱抵千和朱悦鹏的证言。他们是受命撰写社论的。证言说，他们根据陈伯达的谈话内容起草这篇社论，陈伯达对社论稿做过两次修改。
证言宣读完毕后，陈伯达再次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对这篇文章，我应负完全责任。”
接下来，法庭对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据记者李耐因报道，陈伯达在拿到起诉书副本以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令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他一个劲儿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陈伯达窜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气壮山河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在陈伯达１９６７年那次讲话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８．４万余人惨遭批斗，２９５５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
陈伯达造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伙同林彪、江青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栽赃，向革命人民头上泼污水，以遂他们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的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了吗，是你讲的吗？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3）
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两千多人死亡。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可我说错话，出这大事，我不知道，我记不得。当然罪过很大，我不是减轻罪责。
问：你只是说错话，后果不知道，就没责任？
答：我，我没推卸责任。
法庭出示证词，宣读了对市委书记、市长的复查结论。他们都是好同志，已平反昭雪。有两位受害人当庭控诉，震动全场。
问：陈伯达，你听清楚没有？
答：这，这控告对。我一到唐山就点名，就这样讲，是可笑的……没有调查就说那么多荒唐话……
问：只是可笑、荒唐？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答：是、是反革命、是犯罪。……
陈伯达忽然又起来为他自己的罪行辩护了，且听他说的是什么吧——
陈：但——但在“文革”中，群众起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利用我的话做坏事。当然，我不说这些话，干不出这些坏事；我说了，他们就能利用。……只有一点遗憾，我（后来）记不得（这件事）。
这个林彪集团的高级谋士，不承认“冀东惨案”是他一手造成的，反咬一口，说是他被“群众利用”了，可谓狡猾之至。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对陈伯达犯罪事实的调查完毕。因为陈伯达早在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被揭露，并于当年１０月１８日被软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来的反革命活动，他无从参加，所以，在十名被告中，他是接受法庭审问最少的一个，只有两次，对他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清楚。
四、陈伯达表示认罪，请求宽大处理
1980年12月１８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陈伯达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开始，检察员曲文达首先发言，他说，被告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他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同样是严重的。
他指出，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送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被告人陈伯达还直接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公诉人指出他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并抄了刘少奇的家，为打倒刘少奇搜集所谓罪证。他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并说要“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阴谋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